(精)寻根 2014·合订本

围棋观念从现存的文献看，*初博弈并称，强调围棋的娱乐和游戏功能，稍后即多以兵法战争等解围棋，如东汉马融《围棋赋》中说：“略观围棋，法于用兵，三尺之局，为战斗场。陈聚士卒，两敌相当，怯者无功，贪者先亡。”即为一例子。桓谭《新论》亦云：“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着力发掘了围棋作为军事方面的智力游戏的刺激性和挑战性。又王粲《围棋赋》所存序文云：“清灵体道，稽谟玄神，围棋是也。”班固《弈旨》云：“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以哲学解之。到魏晋则将围棋纳入“艺”的范畴，《世说新语》将围棋列为“巧艺”，与书画并列，并赋予围棋新的文化内涵。《世说新语·巧艺》载：“王中郎（坦之）以围棋是坐隐，支公（道林）以围棋为手谈。”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也说：“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这两点可说是魏晋人在对棋的认识上的*大突破，把围棋艺术化、雅化，从战争的惨烈中解放出来。《晋书·阮籍传》记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何晏、陆机、嵇康……这些人中不乏不可一世者，善于钻营者，但均或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或成为战乱的受害者。严峻形势使不少本有济世之志的人感到生存的艰难，“忠不足以卫己，祸不可以预度”。儒家所设计的理想人格已不再为人广泛推崇，士人纷纷退避以图自保，在无为的道家思想中追求一种自然状态，“隐”风盛行。但真正的隐士生活是相当贫乏的，意味着要舍弃一切世俗的诱惑，“隐”不只是小桥流水、踏雪寻梅的飘逸，还充斥着苦难和煎熬。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云：“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正是隐士生活的写照，如果说这种肉体的痛苦尚可忍受，心灵上的折磨更让人难堪，“饥来驱我往，不知竟何之”（《乞食》）。因此，不是所有人都能耐得住这种寂寞和困苦，于是出现了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的心隐与身隐之辨，并以心隐为更高的状态。隐不仅是一种行为方式，亦是一种价值观念。称围棋为“坐隐”意即无论身在何时何地，只要坐在棋枰之前，便只专心于棋局，能摆脱世俗的牵挂，与隐士无异。这也是时人认为心隐比避世的身隐更高一筹的表现。但围棋和隐居生活都能给人以精神上的自由和快乐，就此点而言这二者之间是相通的。围棋给了想要出世而不可得的士人另外的选择，也平衡了士人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紧张的关系。目围棋为手谈，把围棋视为一种话语活动，则与当时人崇尚玄谈有关。围棋之玄妙，变幻莫测，正与士人谈玄之纵横开阖意趣相同，又因其静默无语，似乎比挥动麈尾的清谈更为高雅。《语林》载：“王（坦之）以围棋为手谈，故在哀制中，祥后客来，方幅会戏。”在两人对弈的过程中纹枰相对，以手代口，无声之中，自有拈花微笑之妙。东汉李尤《围棋铭》率先提出了“诗人幽忆，感物则思，志之空闲，玩弄游意”的追求精神快乐的新观念，此后，魏晋人注意到了围棋的移情作用。《晋书·阮籍传》云：“（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阮籍三岁丧父，时曹丕等人均作《寡妇赋》书寡妇之哀，情甚惨然。籍赖寡母携持长成，又至孝，其丧母后的表现似乎不合情理，但反而思之，又足见其真性情。慈母既逝，忆往昔种种，内心巨大的哀痛可想而知，任情放达又不为情所困，故借下棋和饮酒来控制感情，稍稍稳定哀痛而不安的情绪。又据《晋书·祖纳传》，祖纳酷爱下棋，达到痴迷的程度。他的朋友王隐劝他“禹惜寸阴，不闻数棋”，祖纳对曰：“我亦忘忧耳。”此事足为阮籍之举诠释：下棋，实是追求一种内心的安宁。《晋书·谢安传》记载，太元八年（383年），前秦大举进攻东晋，双方决战于淝水。时东晋以谢安为征讨大都督，总领朝政，其侄儿谢玄为前部都督。前秦号称百万大军，东晋军队不过8万，力量悬殊，形势严峻，“京师震恐”，谢安虽然内心忧虑，却“夷然无惧色”。《世说新语·雅量》曰：“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厉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但《晋书》本传却记载谢安回屋时，“过户限，心甚喜，不觉屐齿之折”。谢安在两军决战时弈棋，足见其“矫情震物”的大将气度和不凡的修养，大捷消息传来时，谢安内心欣喜却平静如常。此虽不足以证明下棋可使人清心寡欲，已足以证明弈棋可以作为控制冲动，排遣焦虑、紧张、激动、哀痛等情绪的方式。又如顾雍，子顾劭卒于郡所，“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然散哀，颜色自若”（《世说新语·雅量》）。正与阮籍丧母同，把弈棋作为一种情感转移，作为一种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