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研究

　　其次，就对中国文学一文化的整体认知而言，传统汉学家受主体身份和时代氛围的双重限制，“他们谨遵欧洲的叙述传统，努力用英帝国主流的文化美学观译介中国文学，旨在传播基督的福音或为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服务，带有较强的实用性，功利性色彩较为严重”①。相较之下，即便不如理雅各、翟理斯那样有多年生活在中国的宝贵经验，从未到访中国的韦利却始终满怀对中国文学一文化的热爱，他对中国文化的译介和研究已不单单只是为了将其引入西方，而是更希冀以此来革新英国诗歌的旧貌。所以，如果说理雅各、翟理斯的中国文化观形成于帝国主义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氛围中，韦利对中国文化的译介和颂扬则与西方反思启蒙现代性的潮流相互依存，他显然视中国文学一文化为英国学习的榜样，其目的是改变英国文学中僵化的部分。这与传统汉学家的观点甚为不同，但与其他“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的中国文化观则十分契合。　　再次，就翻译的策略而言，两代汉学家的观念也发生了剧烈碰撞。1918年，韦利和翟理斯曾就诗歌翻译爆发的激烈论战，即是这一差异的具体表现与激烈交锋。翟理斯等传统汉学家长期受到英国文学传统的熏陶，在译介中国诗歌时格外注重整饬的格律、严格的韵体和典雅的用词；而韦利则偏向散文化的翻译策略，并不拘泥于诗歌的韵脚，并主张运用无韵诗和弹簧式的跳跃节奏（sprung rhythm）来翻译诗歌。这场论争以《新中国评论》等刊物为阵地，双方唇枪舌剑长达五年之久。二人的分歧表面上主要围绕汉诗英译的准则和策略等问题，但从深层来看，这也可以被视作英国传统诗学与现代诗学观念的一次正面较量。如前所述，韦利和英、美现代主义学者都有密切交往，他们秉持的现代主义理念和中国文化观势必相互影响。其中，庞德及其主导的意象派诗歌运动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意象派诗歌运动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英美新诗运动，它在利用意象创作自由体诗方面所做的试验改变了西方读者的欣赏趣味，影响了英美乃至世界现代诗歌走向”①。即便韦利并不承认自己受到庞德的影响，但二者都通过引入中国诗歌来革新英、美诗歌传统的取向与做法却甚为相似。不管是庞德的《神州集》还是韦利的《170首中国诗》《英译中国诗》，都在20世纪成为英、美现代诗人获取创作养分的资源。而中国古典诗歌也经由他们之手，漂洋过海融人英、美新诗的理念之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韦利在与翟理斯的论辩中*终并未胜出，但他的诗歌翻译理论依旧受到了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同时，作为一位诗人，他的诗学理念也深刻影响了其诗文创作，他在1953年获得的女王诗歌奖（Queen's Medal for Poetry）正是对其译作和诗作的充分褒扬。　　*后，就翻译文本的选择而言，韦利亦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改变。他对原文本的选择也与上文论及的诗学观念有关，在其翻译成就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当属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风格上，韦利喜欢通俗易懂、风格简约、清新自然、题材日常化、意象具体化的诗歌，不喜欢诗歌中典故的堆砌和佶屈聱牙的句式。因此，他认为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的诗歌*佳，清代诗人袁枚亦是他所偏爱的对象，同时他更注重对唐前诗歌的译介。当然，这也可能与“袁、白自由闲散的生活状态比较容易引起当时英国知识分子的共鸣有关”②。此外，对诗人寒山的译介也是韦利的贡献之一。“英美*早译寒山诗的依然是韦利。所谓‘早’，也到了50年代初，1954年他在著名的文学刊物《文汇》上发表《寒山诗27首》，迅速在英美诗人中引起注意。”③寒山及其诗歌在英、美新诗界中流行，甚至成为美国垮掉派文学的代言人，是中国诗歌“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典型例证。究其原因，可能与其风格的简约、意境的质朴、用词的通俗直白相关，但更重要的是诗歌中蕴含的禅宗哲学带给英、美现代主义者以深刻的启迪。相较于韦利，传统汉学家则受限于意识形态，译介的多是中国文化经典，推崇的也多是正统的儒家学说，二者的差别由此看来颇为明显。　　综上所述，通过对欧洲汉学史和英国汉学史的纵向勾勒，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汉学家韦利正处于英国从传统汉学向现代汉学的转折点上。与传统汉学家相比，他的主体身份、中国文化观、翻译策略、翻译文本的选择无不体现出鲜明的革新色彩和现代特征。而从横向来看，韦利的诗学观念和汉学译介离不开英、美现代主义学者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他们之间复杂而庞大的交际网络，中国古典文化得以进入西方世界，并在文学、艺术领域成为英、美现代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