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四川

渝沪通信 这是一九三八年我在重庆写给上海朋友们的一组信。 一九三七年秋，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我带了一家老小离开故乡苏州，先到杭州，次到汉口，一九三八年年初入川，在四川一住就是八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那年年底全家乘木船东下，跟留在上海的朋友们重新见面，已经是一九四六年二月间的事了。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我跟上海朋友们的通信大多寄给伯祥兄，或者把写给各位朋友的信并在一起，或者只写一封信请各位朋友传观。总之每次寄信都是厚厚的一叠，信封撑得鼓鼓的，收到的回信当然也一样。当时朋友间相响相濡，所凭借的就是几张信笺，所以每接到一封信，每寄出一封信，那种虔诚而又愉快的心情实在难以描摹。在八年多的岁月里，来往的信件各有二百来封，当时也曾相约彼此好好保存，可是后来经历了许多人事变迁，那些信都在无意中散失了。没想到伯祥兄逝世之后，他的子女整理遗物，却发现了我在抗战头两年寄给上海各位朋友的一包信。从编号看：我在重庆的十个月间，一共发出二十八封信，包中缺少五封；初到乐山的十个月间，一共发出二十封信，包中只缺一封；此外还有入川之前在南昌和汉口发出的几张明信片和几封信。对于我来说，这一包信的发现很关重要。因为我在抗战期间写的日记，头两册在乐山被炸的那天烧掉了，而保存下来的那包信，只有*后两封是乐山被炸以后写的，所以那包信正好补足那两册被烧掉的日记，使我在抗战期间的生活有了完整的记录。 现在发表这一束书信，是接受了黄裳兄的建议。黄裳兄*近两次来信，都从日记谈到书信，还谈到抗战期间他在《文学集林》中看到的我的《乐山通信》。他说当时觉得很有味道，虽然过了四十多年，有些小事至今没有忘怀，因而建议我再整理出一批书信来发表。黄裳兄当时觉得有味道是可以理解的：一则由于挂念我，很想知道我流寓在四川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二则我在信上写下了不少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虽然只是零零星星的，而在困居孤岛的黄裳兄看来却桩桩件件都很新鲜。现在再发表这些书信，还能给读者一点儿新鲜的感觉吗？我不敢断言。但是想到这些书信能保存下来是多么不容易，我就同意了黄裳兄的建议。我决定发表其中比较完整的两个部分：在重庆写的《渝沪通信》，在乐山写的《嘉沪通信》。 为了“存真”，我重看这些书信的时候，只删去了极少数无关紧要的琐事；此外还作了少许修润，这可以说是当编辑的改不了的职业病。至于当时的所思所感，现在看来，有的显然是偏了或者错了，我一仍其旧，不给删掉。写在给朋友的信上的话全是实话，绝没有一点儿虚假做作。让读者知道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有什么不好呢？回想当时，上海的报刊发表了我的几首诗，我就受到了一些热血青年的指摘，说值此国难当头，我竟然有那样的闲情逸致，简直无可救药。几位朋友就写文章为我辩护。我倒觉得热血青年骂得也有道理，因为我自省的确没有为抗战做出什么积极的贡献，连激昂慷慨的话也少说。但是有一点倒应该说明白的，当时上海在敌人的掌握之中，政治情况非常恶劣，要是我在信上写些激昂慷慨的话（当然没有这样的必要），很难想象被困在孤岛的朋友们将会遭到怎样的无妄之灾。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六日 **号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 丏、邨、山、伯、调、均、索诸位均鉴： 于离汉之前曾上一短简，报告即将动身，想承赐览。廿六日再访陆佩萱先生，蒙彼慨允，买统舱票例无铺位，而得住其船头部之餐室。餐室中共居三份人家，凡十七人。夜间睡于沙发上，餐桌上，地板上，略为不舒服一点；白天则比大菜间还好，大菜间绝无此宽畅而有回旋余地也。 船以廿七晨开行，行四日而抵宜昌。途中与那两份人家谈得极投契，宛如旧识，又有同载青年多人时来共话。到夜开留声机，合唱所习歌曲。真如*舒适之旅行，迥非逃难情况。 到宜昌即宿旅馆，系雪舟兄托杨昔侯先生所预订。其他旅客到埠而无处投宿，在旅馆柜台前过夜者比比皆是。闻停顿在宜昌者达三万人，而上水船少，且多供差，每开一艘不过载去一二百人，来去不相应，已成越聚越多之势。弟当初颇着急，停留在宜昌如何是好。但经陆先生之介绍，识民生公司宜昌经理李肇基先生。李本教育界中人，办学十余年，于开明所出书籍深为爱好，一谈之下，立刻允诺，谓四日五日内必有办法。及四日，李即招往购票，系统舱票，每张廿五元，有固定铺位。此似无足奇，而得之实大难。盖民主轮系运军械西上者，所载均兵工署员工，民生公司只有十八张票可以支配，而我们得其七，岂非大幸。普通旅客买票须在公司或警备司令部登记，顺次购买，法似甚善；但两处登记者俱有三四千人，而每天疏散者不足百人，故自以为已经登记而睡在旅馆中老等，至少要等一个月才有希望。此种情形或非公等所知，故详述之。若乘外国公司轮船，船票以外还须买铺位。洗翁即系乘外国轮船者，其铺位价廿五元，共认为便宜之至。但铺位在厨房之旁，风吹气薰，极为难受。后找得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