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日东升:征粮剿匪运动中的川大英烈

1949年底，虽然西南地区的国民党政权迅速垮台，新兴的人民政权很快建立，但西南地区仍然存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粮食供应便迫在眉睫。当时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掌握的粮食是有限的，但需求却日益增加，国民党残余势力利用这一点大肆扰乱市场，散布谣言，社会秩序极其混乱。与此同时，由于时间紧且征粮任务繁重，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早期的征粮过程中一度出现急躁情绪，造成人民政权与传统地方势力关系紧张。为此，一些残余匪特便以征粮为借口，打着“反征粮、抗交粮”的旗号发起武装暴动，形势愈演愈烈，*后形成大面积的“匪乱”。在党中央的正确决策、邓小平与中共中央西南局（简称“西南局”）的正确领导下，包括川西行署区（简称“川西区”）在内的西南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征粮剿匪运动。 面对紧迫的征粮剿匪任务，四川大学（简称“川大”）和华西大学（简称“华大”）全体师生革命热情高涨，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自愿请命奔赴农村协助开展征粮剿匪工作。他们不畏生死、奔赴一线、勇担青年人的使命与责任，为征粮剿匪任务的完成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场革命运动中，一些学子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川大人应当永久铭记的历史英雄，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英雄。 一、川西征粮剿匪的历史背景 （一）西南地区的政治形势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不断推进，国民党政权逐渐瓦解。国民党在其军队主力被歼灭后，将大批特务和残余部队遣散为匪，潜留大陆，伺机东山再起。这些匪特竭力网罗反动分子，扩充武装，形成反革命武装，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人民政府进攻，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一度成为危害性很大的反动势力。对此，中共中央在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不久就明确指出：“剿匪是肃清残余反动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保障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的先决条件。”1949年8月6日，党中央在新华社社论中指出：“凡是解放区，起初必须相当长期地集中进行剿匪反霸斗争，摧毁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势力，才能打开局面，站稳脚跟，这几乎已经成为斗争发展必经的过程。”西南地区人口众多，物质资源丰富，是建设西南的有利条件。但是这里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国境线长，少数民族多，加之封建势力甚为强大，国民党在此盘踞时间较久，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此时，作为*后解放的几个地区之一，西南各省的匪患十分严重，云、贵、川、康四省的土匪汹涌如潮，仅在半年间就有65万人之多，占当时全国105万武装土匪的一半多。随后，中共中央又针对大西南的情况作了特别指示：“大西南解放后，各部队要用相当长的时间，集中主要精力，进行一段剿匪斗争。”因此，时任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称其为“解放大西南的第二个战役”。 1．国民党残余势力肆虐 1949年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以后，国民党预感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崩溃，在准备逃往台湾的同时，发布《战时施政方针》，加紧在长江以南各地布防，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并对这些地区“失陷”后的游击战争做了全面的部署。因此，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之前，国民党已制定了一套“应变计划”：在政治上，大肆进行“反共宣传”，灌输“反共思想”以制造思想恐怖；在人事上，开办“反共游击训练班”，培养反共中坚力量，并提出“政务下乡，党务下乡”，派出特务下到农村联络封建势力，加强对农村的控制。据资料记载，为了培养游击骨干，国民党先后在成都办了5期、在贵阳办了2期“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干班”），共培训骨干4600人。参加培训的人员多系各地恶霸地主、“袍哥”头子、政客、特务、惯匪。他们在政治上强化“反共”意识，军事上以《*新游击战术》为教材，提高指挥能力，并强制群众空室清野，分散转移到偏僻地区打游击。在成都开办的“游干班”中，特务头子为了拉拢、控制学员，大搞“结拜”活动、喝血酒，宣誓“效忠党国，团结弟兄，共挽危局”，并将库存在中央军官学校的万余支枪及大批弹药发给参训的一些学员。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