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astudyonagambenbiopolitics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国家理性的治理模式虽然把人口与政治经济学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因此，国家的治理模式渐渐地超越了国家理性，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法律实现自我限制，从而进入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治理阶段。福柯说道：“一旦我们知道了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掌握什么是生命政治了。”在福柯看来，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将自由作为政治价值追求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让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的经济理论，更是一种对人类行为与实践进行治理的模式。自由主义治理模式不是探寻如何更多地治理，而是想要回答如何不过度治理，如何做到有效治理，不再试图将国家的权力*大化。市场、效用与国家间的平衡问题构成了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福柯认为，这种自由主义存在潜在的风险：个人会永久性地处于危险境况之中，即“危险地活着”；控制、约束等强制性手段无限扩展；更多的自由建立在更多的控制与干预的基础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德国式和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这种新自由主义制造了更加可怕的危机。它不是对国家干预的范围进行甄别，而是需要“弄明白如何以市场经济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因此问题不是释放出空位子。而是根据一种治理的总体技艺带来、召唤、规划市场经济的各种形式原则”。新自由主义不是对市场经济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而是提高警惕地进行永久性干预，以及追问如何干预，并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参考点来评定和考量政府行为，市场则会不断延伸到更加宽泛的政治、社会、生活等领域。这种治理模式必须以市场经济原则为指导。很显然，福柯想要在生命政治话语之中批判自由主义对人的治理。这种治理术对权力的行使不是在统治权的法律机制中，也不是在规训机制中展开的，而是体现在安全机制的建构中。法律机制以禁止与允许的二元划分为基础，制定法律条文，明确惩罚范围与类型，具有明显的强制性与约束性。规训机制更多是制定制约人的行为规范、准则、标准与模式。这有一种前置性效应，是对可能行为的预先假设。它对个体实行监督与看管，将一切都置于监控之下。安全机制在领域和方法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安全机制倾向于向四处扩展，没有中心性，乃至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与角落。它在乎的并不是每个单独个体的表现与状况，而是在整体层面上进行把控与调整，展现多元性与丰富性。其次，安全机制主要针对整体现象，将社会事件与现象置于概率问题之中，通过各种方法论学科计算出*适合的平均值或平均率。因此，只要事态在掌控范围之中，人们就不会刻意关注细节。以对饥荒与犯罪现象的处理为例，少数个体的饥荒只要不影响全局的发展，或局部地区的犯罪状况没有对整体安全造成威胁，即可任其自由发展。*后，安全机制并不是对任何事情都放任不管。如果某种现象偏离了应有的轨道，安全机制会采取相应的政治策略，有时会提供必要的条件予以支持，从而及时整顿和修正，防止危险的发生。法律机制、规训机制与安全机制，正如主权权力、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一样，彼此之间并不是势不两立、相互竞争的，也不是时间上的依次更迭。三者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既相互辩证又相互影响。“我们绝对不应该把这个问题理解为：规训社会代替了主权社会，治理社会随之又代替规训社会。绝非如此。实际上有一个统治权一规训一治理的三角，其首要目标是人口，其核心机制是安全配置。”福柯在自由主义框架中论述了生命政治思想之后，并没有展开详尽的阐释，这与他之前的课程计划背道而驰。此后，福柯没再提及生命政治的话题。为何如此？学术界有很多猜想。阿甘本认为：“死亡使福柯没办法再进一步发展生命政治的概念以及开展关于它的研究。”后期，福柯完全摆脱了对权力政治技术的讨论而转向对自我的治理，即自我的技术。为何要从权力技术转向自我技术？福柯解释道：“我大概已经给予支配性的技术与权力的技术过多的强调了。现在我对如下几个问题的兴趣日益增长：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对个体进行支配的技术问题，以及个体如何对自我施加影响的历史，也就是所谓的自我技术问题。”福柯认为，人类社会从宏观领域到微观领域，从政治领域到日常生活领域，都处在权力的监控与笼罩之下。如果要抵制、反抗这种权力技术与形式的压榨，我们就必须塑造出反抗权力的主体，而这种主体不是法律、政治上的主体，而是要诉诸个体自身的主体性，关注自我的合理性。这是对逃离权力控制的革命伦理主体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