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上下册)

　　“我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这样的：在古代，基督教*初的三个世纪里，基督教仅仅是作为一种宗教而出现在世界上，而且也只是一种宗教而已。但是当异端的罗马帝国想成为基督教国家的时候，必然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国家虽然成了基督教国家，但只是把教会包括在自身之内，在许多方面依然是异端的国家。其实，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罗马作为一个国家，依然保留了许许多多异端的文明和智慧，甚至连国家的目的和基础这些东西都保存下来了。而基督教会进入国家之后，当然不可能再从自己的基础、从自己赖以存在的基石上后退半步，它必然要追求上帝已经明确提出并指明的那些目的：把整个世界——当然也包括那个古代的异端国家——变成教会。因此，作为未来的目的，并非像我所反驳的那位作者所说的那样，应该由教会这个‘社会团体’或者‘人们为了宗教目的组成的联盟’在国家中谋取一个位置，恰恰相反，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理所当然地要完全演变成教会，并且也只能成为教会，而不是别的，要放弃与教会相左的种种目的。这一切丝毫不会降低它的地位，不会剥夺它作为一个大国的荣誉，影响它的统治者的显赫声名，只会使它离开异端的邪路，走上唯一能引向永恒目的的光明大道。所以，《宗教社会法庭原理》一书的作者在探讨并提出这些原理的时候，假如能把它们仅仅看作一种临时的、对我们这个罪孽深重的尚未结束的时代来说必不可少的折中办法，而没有别的意思，那么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可是只要这些原理的制造者敢于宣称他现在所提出的这些原理——其中有一部分刚才已被约瑟夫神甫列举过了——是不可动摇的，合乎自然的，永恒不变的，那就是直接反对教会及其神圣的、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使命。这就是我那篇文章的全部内容。”　　“简而言之，”巴伊西神甫一字一顿地说，“根据其他一些在我们十九世纪阐述得已经十分清楚的理论，教会应该演变成国家，就像从低级形态上升为高级形态，让位于科学、时代精神和文明，然后完全消失。如果它不情愿或者抗拒，那只能在国家中留给它一个小小的角落，而且还要加以监督——这种情况在当代的欧洲各国都是普遍存在的。但根据俄国人的理解和希望，却不是让教会演变为国家，从低级形态上升为高级形态，恰恰相反，国家*终应该成为教会，而不是别的。将来必定如此，必定如此！”　　“我得承认，现在您多少给我增添了一点儿勇气。”米乌索夫冷冷一笑，两条腿又替换了一下位置，“据我的理解，这也许是要实现某种无限遥远的、基督第二次降生时才能实现的理想。反正怎么说都行。这是一种再也没有战争、没有外交官、没有银行等等的极其美妙的乌托邦幻想。在某些方面甚至有点像社会主义。而我原来还以为这一切都是要认真实行的，譬如说，教会现在就要审理刑事案件，判处鞭刑和苦役，也许还有死刑。”　　“假如现在只有一个宗教社会法庭，那么教会也不会把人送去服苦役或者送上绞刑架。罪行以及对罪行的看法到时候无疑会发生变化，当然是渐渐地改变，不是突变，也不是现在马上就变，但是速度相当快……”伊凡?费奥多罗维奇说，平静得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您是认真说的？”米乌索夫盯着他说。　　“假如一切都变成了教会，那么教会就会把犯了罪的人和不服从的人开除出去，而不是去砍他们的脑袋。”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继续说道，“我问您，被开除的人出路何在？要知道那时候他们不但应该像现在这样远离人群，而且要离开基督。他们犯罪不但意味着他们跟人类作对，而且也是跟基督教为敌。当然，严格说来，现在也是如此，但毕竟没有明确宣布，因此现在的罪犯常常这样自欺欺人：‘我偷了东西，但不是冒犯宗教，我不是基督的敌人。’现在的罪犯经常这样安慰自己，但是教会一旦取代了国家，那时候他就很难这样安慰自己了，除非他否定世间的整个宗教：‘大家都犯错误，大家都搞歪门邪道，大家都是假基督徒，只有我这个杀人凶手和窃贼才代表真正的基督徒。’这种话是很难说出口的，这需要特殊的条件，需要百年不遇的环境。现在请您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审视宗教本身对犯罪的看法：难道不应该抛弃现在那种近乎异端的观点吗？难道不应该改变如今通行的那种为了保护社会而机械地开除腐败分子的做法，彻底地而不是虚伪地转变成拯救人、复活人的观念吗？……”　　“此话怎讲？我又不明白了。”米乌索夫打断说，“又是一种幻想，一种模糊的东西，而且无法理解。什么叫开除？开除是什么意思？我怀疑，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您简直是在开玩笑。”　　“实际上现在就是这样。”长老突然说道，大家一下子把脸都转向他，“假如现在没有基督教会，那么罪犯作恶就没有任何阻拦，事后也不会对他进行惩罚。这里指的惩罚是真正的惩罚，并非他们刚才所说的那种表面的、在多数情况下只能刺激心灵的惩罚，而是真正的惩罚，唯一有效、唯一令人生畏、使人安分、能唤醒良知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