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毕飞宇文集)

楔子 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叫“杨家庄”，我的父母亲则是杨家庄小学的乡村教师。1969年，父母亲的工作调动了，我们一家要去一个叫“陆王”的村子。这一调，生活的谜底揭开了，五岁的孩子知道了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我们不是“杨家庄”的，我们家和“杨家庄”没有任何关系，这里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子、舅舅、舅妈全是假的。去“陆王”也没有什么不好，可五岁的孩子感受到了一件事，他的生活被连根拔起了，一敲，所有的泥土都掉光了，光秃秃的。 我们家在“陆王”一直生活到1975 年。1975 年，一切都好好的，父母的工作又调动了，我们要去一个叫“中堡”的镇子了——去“中堡”镇同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可十一岁的少年知道了，他的生活将再一次被连根拔起，他所有的玩伴将杳无踪影。 比起我的二姐来，我要幸运一些，我少颠簸了一次，我的二姐还在“东方红村”待过的呢。 比起我的大姐来，我的二姐又要幸运一些，我的大姐还在“棒徐村”待过的呢。 咳，这么多的地名，有些乱了，还是重点说一说我的“陆王村”吧。 就在“陆王村”，我知道了一件大事：我不只是和“杨家庄”“陆王村”没有关系，我甚至和我周边的农田也没有关系，我的户口是“国家”的。告诉我这个秘密的是我的一个邻居，他比我大七八岁——他的依据是我们家的城镇居民粮油供应本。一个孩子哪里能弄得懂“户口”“国家”这样尖端的科技话题呢？我*真实的感受是这样的：我背叛了自己的故乡，和“汉奸”也差不多——你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呢？答不上来的。“国家”不可企及。等我知道“国家户口”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是一个青年了。 当然了，我不会为此伤神，更不会去问我的父母。孩子的直觉是惊人的——我们来到这里，不会是一件光彩的事；孩子的世故也是惊人的——父母亲一直不说的事，你就永远也不要去问。 漂。漂啊漂。漂过来漂过去，有一样东西在我的血液里反而根深蒂固了：远方。我知道我来自远方，我也隐隐约约地知道，我的将来也在远方。我唯一不属于的仅仅是“这里”。 1979年，我们家离开中堡镇，去了一个叫“兴化”的县城。作为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我的生活又一次被连根拔起了。老实说，这一次是我向往的，一个崭新的“远方”在等着我呢。但十五岁的少年犯了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容易犯的错，我过于乐观了。在兴化，我们一无所有，连一个平米的住房都没有。我们一家就待在一个叫“人民旅社”的旅店里，所有的旅客经过“我们家”门口的时候，瞳孔里都有狐疑的目光。我也很狐疑。父亲说过的，我们“回老家”了，而我的生活为什么如此破碎？一切都是临时的，敷衍的。我的家居然还有代号：201 、203 ，每一床被子和每一个枕头上都有鲜红的“人民旅社”。到了吃饭的时候，所有人都拿起碗，穿越大街，去一家机关食堂——我至今不喜欢酒店的生活，多么豪华的酒店我都不喜欢。 艾青有一句诗：“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我发誓，在我读《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时候，我的魂晃悠了一下，我觉得这句诗是我写的。诗的好坏其实就是一个时间问题，所谓好，就是有人抢在你前面把它写下来了。“新客”的感受是迷人的，在你还是“新客”的时候；“新客”的感受又是折磨人的，当你不再“新”的时候。我就此成了一个忧郁的少年。我时常怀旧。我想念我的“杨家庄”，想念我的“陆王村”，想念我的“中堡镇”。在我的故乡，我坚定了一个想法，我有过故乡，只不过命运把它们切开了，分别丢在了不同的远方。我远远地望着它们，很少说话。十五岁少年一下子就老了，他的沉默布满了老人斑。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一切是注定的，在我出生之前就注定了。 早在1957 年，在我的母亲还怀着我大姐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成了“右派”了。“右派”这个词很有意思，我翻译一下，其实就是坏人；好人呢，好人当然是“左派”。我们的政治向来就是站队的政治，你不是站在“左边”就是站在“右边”。回过头来想想，幸亏我不是一个房地产的开发商，如果是，我想我会急坏的。在“左边”和“右边”之间，那是一个多么开阔和巨大的中间地带啊，它怎么就空了呢？它是怎么就没人的呢？它是怎么就没有楼盘的呢？心疼死我了。多好的地段哪，那么辽阔，它硬是抛荒了。 作为一个“右派”在1964 年所生的儿子，我不是出生在张家庄就是出生在王家庄，不是出生在李家庄就是出生在赵家庄。这是一定的。同样，我不可能属于张家庄、王家庄、李家庄、赵家庄，我只是要经历它们，感受它们，看它们，听它们，抚摸它们。这也是一定的。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我的答案只有一个，我很满意。没有比这更好的“人之初”了，我可以在大地上开始我的人生。我的一切如同彩排，如同计划，一切都按部就班，乡村、小镇、县城、都市，很齐全。一天又一天，我从它们的背脊上“过”过来了。 我如此满意，需要感谢谁呢？这个问题难住我了——不，我没有感谢，关于这一切，没有什么人需要我去感谢。如果我一定要感谢的话，我只能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用他们半辈子的不幸和屈辱替他们的儿子争取到了广阔。这是奢侈的。但我不会对我的父母说。这样说很不孝，几乎就是骂人。 我只会说：“命运让我这样，我就这样了。”这句话很沮丧，这句话很自豪。 事实上，我既不沮丧也不自豪。我很平静，是一个老人的语调：“命运让我这样，我就这样了。” 是这样的—— **章 衣食住行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贫穷还需要再说么？毋庸置喙了。可我对那样的贫穷并不敏感，是真的，再穷我都不敏感。我几乎没有控诉过我在童年与少年的贫穷。为什么呢？我生在那样的时代，我生在那样的地方，我一直以为生活就应该是那样的。谁能想到生活可以“不愁吃”“不愁穿”呢？一不“愁吃”、二不“愁穿”，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你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也太危险的。 电影《艳阳天》里有一个经典的桥段。不知道是谁，在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富”字。结果呢？主人公肖长春举起了他的铁锨，奋力把它捣碎了、铲平了，露天电影的广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是的，“富”是一个很丑陋的字，我在认识这个字的同时就认识到它的丑陋了，笔画那么多，中间还有一张贪婪的嘴，下面还有“田”呢，一不小心就跑到田字格的外面去了。和“富农”必须要打倒一样，“富”这个字必须打倒。 当然了，愁也好，不愁也好，衣食住行终究是日常生活*为基础的部分。我不能答应那样的衣食住行再一次回到我的生活里来，我活不下去的。可是，那样的衣食住行离我们也不遥远，才三十多年。 补丁 我的母亲毕业于师范学校，方圆几十里之内，她是*大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一定有知识分子的讲究，比方说，衣着。她可以穿得很破，她的衣服上可以有很多补丁，但是，裤子上必须有两条缝，衬衣的胸前也必须有两条缝。作为一个女性，母亲很喜欢周恩来，她说，周恩来“气质好”。“气质”这个词哪里是我能听得懂的？听不懂就研究。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人民日报》——那时候我还不能读报呢。我的研究成果出来了：在所有的图片上，周恩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裤管上有两道缝。当周恩来曲着他的胳膊站在外国友人面前的时候，他的两条裤管“可以开火车”——母亲是这样说的。从此我就懂了，“气质”不是什么玄妙的东西，就是裤子上的缝。有一年的寒假，全县的教师组织学习，母亲把我带过去了。远远的，我看见了一位女教师，她的裤子上有两道笔直的裤缝，我突然冒出来一句：“她气质好。”所有的教师都回过头来，他们用惊讶的目光盯着我。我一下子就在母亲的学习班上出名了。“气质好”的那位女教师还特地给我买了一只烧饼。看来，说别人“气质好”就是好。 母亲也有母亲的麻烦，她时常要穿有补丁的裤子——裤子上的补丁一般在哪里呢？膝盖的部分。这一来麻烦得很。因为补丁，母亲很难保证裤子上的“缝”。 还是先说裤子上的补丁吧。那时候有一幅非常著名的油画，名字我记不得了，画面我却是记得的——年轻的、瘦削的毛泽东站在延安的窑洞前面，他扳着他的手指头，正在讲“**点”。在我看来，那张著名的油画有两个亮点，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一、毛泽东和我们小孩一样喜欢扳手指；二、毛泽东的裤子也和我们一样，膝盖那里有两个醒目的大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