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大雁飞过去了

激情记忆 碰上有人问我专业和职业，总要多费几句口舌。 我在大学学的是文学，现在的工作单位是外国文学研究所，拿的工资、领的津贴、评的职称都无不打上“文学”的烙印，但要是出外开会或参加什么活动，需要对我做什么介绍，更多的场合是称我“戏剧评论家”或“影视评论家”或“中外戏剧专家”。一开始，我有点尴尬，乃至惶恐，这些称谓我都能接受吗？这是否有僭越之嫌？但慢慢地对这种“在家靠文学，出外靠艺术”的活法也适应了，甚至心安理得了。 大概也是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我在一本叫《戏剧笔记》的书里，不无快意地对“戏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戏剧像女人一样有两个家，一个是娘家——文学，一个是婆家——艺术。 我也奔波在文学与艺术这两个家之间，乐此不疲，这是我的“秋天的马拉松”。 1957年毛泽东在列宁山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会见数以千计的中国留学生，我亲耳听他老人家操着湖南口音赞美我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变成了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但在人过中年之后，有时不免要回想自己的童年与青少年时代，尽管知道“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复返。 我常自问*幸福的童年回忆是什么？结论是我的大部分不可磨灭的童年回忆都是与对母亲的回忆分不开的。 已经记不得是我几岁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上学)，一次半夜醒来，发现母亲不在身边，我好害怕，但房里亮着暗淡的灯光，我从床上爬起来一看，见到妈妈正伏在书桌上写字。后来知道母亲是在写诗。她睡不着觉，就想诗，想好了诗，就立即起床写下来。这在我一张白纸似的灵府，刻下了母亲的永恒启示。 母亲常写诗的时候，我还看不懂诗，而当我能看得懂诗的时候，母亲不常写诗了。只是20世纪50年代末一次快到中秋节的时候，她从北京写了一首诗寄给在安徽工作的哥哥和远在国外求学的我，其中有“一家分三处，两地都思娘”两句，让我感动和感伤了好多时日。 我把母亲看成是我*早也是*恒久的老师，她的勤思好学、宽厚善良的品性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 我在家乡读完了小学，这所小学*近刚刚庆祝了它的建校九十周年。在小学老师的眼里，我是个全面发展的学生。到了中学，特别是到了高中，兴趣就偏到文科去了。江苏南菁中学高一的语文教师陈独为先生和北京五中高三的语文教师李慕白先生都对我有过终生难忘的教诲。在莫斯科大学文学系学习时，听过很多著名教授的课，但对我后来的成长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却是一位刚刚拿到副博士学位的拉克申。 1959——1960学年，当时还是讲师的拉克申在文学系主持契诃夫戏剧专题班。报名进班的大约有二十多个学生。我是其中的一个。拉克申讲课不带讲稿，知识的渊博令人吃惊。我头一次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就在他的课上。有一次他问我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斯氏体系的“激情记忆”？我们说不知道，他便告诉我们说：激情记忆就是假如你在舞台上表演谈恋爱，就回忆一下当初你自己是怎么谈恋爱的。激情记忆多么甜蜜！ 我现在想，如果当初没有听拉克申讲“激情记忆”，后来也未必有那么大的兴趣去啃大部头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也就肯定写不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非谈》等长篇论文。 契诃夫戏剧专题班的*终任务是每个学员提交一篇以契诃夫戏剧为专题的学年论文。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论文答辩讲评会上，拉克申老师对我的论文《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给予了好评。他当着全班二十多个俄国同学的面说：“你们别以为童的论文里还有语法修辞上的错误，但他的论文风格比你们都高。”他在我的论文上写了这样的评语：“这篇论文是独立思考的，写得也富有趣味。”我想这大概就是他认为值得赞许的论文风格吧。我一直把留有老师评语的论文原稿保存着，也一直把“独立思考”与“写得富有趣味”，当作我写文章的座右铭。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