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真命题

中等收入阶段 “ 三元悖论” 制约的特征财政分配的 “ 三元悖论”,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阶段, 呈现出制约特征上的差异, 将其内在逻辑与制约特征相结合, 有助于做好该经济发展和收入阶段的合理调控路径选择。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 “ 十三五” 以来我国已步入 “ 中等收入阶段”, 具体而言是位于下中等收入至上中等收入阶段的转轨期, 且从人均 GNI ( 国民总收入) 的增长趋势看, 将较快步入中等收入阶段至高收入阶段的转轨期, 且关于 “ 中等收入陷阱” 的讨论已引起广泛关注。 拉美地区由于盲目实行福利赶超而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给许多国家以前车之鉴, 我国应当高度注重中等收入阶段发展战略的正确把握。 从本书讨论的视角看, 很有必要剖析中国中等收入阶段财政分配 “ 三元悖论” 的制约特征, 并结合其内在逻辑做出正确的调控与路径选择。( 一) 中等收入阶段的福利赶超与 “ 中等收入陷阱”居民福利本是一国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 但其应是随着该国经济赶超阶段的不断升级而逐步提高的。 然而, 在 20 世纪一些拉美国家因多种因素造成的福利赶超却因其不可持续性而半途夭折, 并相继陷入 “ 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福利赶超的主要表现是劳工保护和社会性支出的盲目扩大。**,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拉美国家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农民工不断由乡村涌向城市, 致使城市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 工资不断降低, 进而导致收入差距问题日趋严重。 在失业率高风险与发达国家福利体制 “ 榜样效应” 的双重作用下, 拉美国家曾简单照搬美国式 “ 选举” 民主政治, 民粹主义情愫愈发凸显, 多方因素促成拉美国家盲目设立了高就业保护与高福利保障制度, 但这些又与本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匹配, 因此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第二,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拉美国家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扩大社会性支出, 1990 年至 2000 年拉美国家的社会性支出占 GDP的比重不断上升, 个别国家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高达 60% ~ 70% , 甚至在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然盲目扩大赤字来满足社会性支出, 从而彻底拖垮了宏观经济。不考虑实际国情的福利赶超策略导致经济赶超失败从而落入 “ 中等收入陷阱” 的逻辑规律可以被纳入 “ 民粹主义宏观经济学”。 其逻辑路径大致为: 宏观政策初战告捷→经济增长遇到瓶颈→经济发展全面短缺→政府破产。**阶段的主要表现是: 拉美国家政府在经济赶超中实施福利赶超策略, 经济产出水平和实际工资水平在一开始得到普遍提高, 同时由于出台了劳工法, 能够保持基本就业率, 并迎合民众意愿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经济呈现一片欣欣向荣景象。 但由于**阶段属于纯消耗阶段, 没有什么积累, 所以进一步的发展就遇到了瓶颈。 到第二阶段, **阶段存在的隐形问题逐渐显性化: 一方面, 以扩大财政赤字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民众对国内商品的巨大需求, 而这种巨大需求与生产供给不足严重对立, 因此更多的商品要依赖外汇进口。 与此同时, 已经背上沉重负担的财政还要维持 “ 高福利”, 简单机械照搬欧美福利制度实施赶超策略, 更使财政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 由于大笔外汇用于进口, 导致外汇越来越短缺, 致使没有更多的外汇支持进口更多商品来满足民众需求。 这种典型的供给矛盾在第三阶段导致政府控制物价的行为难以为继, 只能施行价格调整、 本币贬值、 外汇管制、 产业保护。 这一阶段, 民众的工资增长很快, 但是通货膨胀增长更快, 导致实际购买力开始下降。 经历了前三个阶段的发展后, 前一任政府在种种矛盾激化局面下必然破产倒台, 新一任政府出面主持大局, 不得不实施正统宏观政策下的稳定计划, 或借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等国际机构的援助, 以求继续维持本国经济发展。 此时, 国内民众实际工资已出现大幅下降, 甚至低于实施福利赶超策略之前的水平, 并在很长时期内处于低水平, 经济增长停滞不前, 甚至出现倒退, 使拉美国家陷入 “ 中等收入陷阱” 难以自拔。 可见福利赶超虽然是归宿, 但是若没有强有力的经济赶超作为支撑, 则无法*终达到所追求的福利目标。( 二) 中等收入阶段 “ 三元悖论” 的制约特征与路径选择“ 拉美化” 问题作为前车之鉴表明, 位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应当着力避免盲目效仿西方国家的福利赶超策略, 否则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按照前文提出的财政分配 “ 三元悖论”, 拉美地区在中等收入阶段的财政分配进程中显然选择了 “ 减少税收” 和 “ 增加公共福利” 这一目标组合,按照 “ 三元悖论” 的逻辑, 该目标组合需要通过扩大债务及提高财政赤字水平的方法来实现。 从拉美地区陷入 “ 中等收入陷阱” 的实践来看, 该地区确实是通过扩大债务及提高财政赤字水平的方法来试图实现其对减税和 增加公共福利的追求, 却*终拖垮了国民经济而落入陷阱。对同样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 在财政分配 “ 三元悖论” 中如何既保持可持续发展又缓解制约, 是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一般而言, 中等收入阶段财政分配的 “ 三元悖论” 制约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个方面, “ 三元悖论” 反映的制约关系通常更强烈地与民意取向相抵触。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表明, 一国收入水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 通常会带来民众关于收入提高、 福利改善的更高预期, 这种预期极易超前于实际收入增长的可达速度和政府改善公共服务提高公众福利水 平的供给能力, 于是便易出现 “ 老百姓端起碗吃肉, 放下筷子骂娘” 的不满, 以及与之相互激发的种种矛盾。 以 “ 民众永远有理” 为内在逻辑的民粹主义倾向在此阶段极易抬头乃至大行其道成为潮流, 尤其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福利体制的横向比较下, 这种民粹主义情愫更易迅速升温, 更倾向于对福利的追逐与渴求。 如果对应于财政分配 “ 三元悖论” 中的逻辑路径, 倾向上显然就是拉美地区已做出的选择: 对减少税收和增加公共福利的强烈追求。 然而, 这种诉求需要以扩大债务、 提高财政赤字水平来实现, 并且绝不是无边界的。 在民粹主义情愫催化下, 很容易导致福利赶超超前于经济赶超, 债务规模过度扩大。当有人强调 “ 三元悖论” 所内含的制约关系而发出理性声音时, 便会强烈地与民意取向相抵触而遭遇群起而攻之的压力, 与西方力量的悬殊又很容易导致福利赶超继续高歌猛进, 债务和赤字规模走向失控, *终可能将拖垮国民经济。 福利赶超被迫从高空跌落尘埃, 一起跌下来的, 还有经济赶超的可能性与整个国家发展的后劲。在中等收入阶段, 正是经济赶超发力的时期, 应当坚定与合理地贯彻经济赶超战略。 与此同时, 再稳步推行福利赶超政策, 而不能让其与民粹主义情愫相互激发、 升温, 出现只侧重眼前利益却伤害长远利益的失衡, 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隐患。在中等收入阶段, 在财政分配 “ 三元悖论” 制约下, 选择适当 “ 减少税收” 和 “ 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 的目标组合是更为科学的, 但这一目标组合需要以控制公共福利增加为代价来实现, 因而在民意层面是不讨好的。 为了在中等收入阶段避免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而*终实现跨越 “ 中等收入陷阱” 的经济赶超战略, 决策层需要有远见、 有定力、 有策略地在与民意的互动中引导理性思维发挥积极的影响, 做好短期利益与长期根本利益的权衡。第二个方面, 经济的政治化压力上升与缓冲社会矛盾的弹性空间收窄。鉴于 “ 三元悖论” 反映的制约关系在中等收入阶段通常会更强烈地与民意取向相抵触, 所以在财政分配 “ 三元悖论” 制约下, 坚持统筹兼顾, 既顺应民意又引导民意科学发展是根本选择。 无可否认, 民粹主义情愫对政府的政策选择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往往能处理好相关复杂问题。 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 一系列敏感的经济问题如物价、 税收、 公用事业供给等很容易与收入分配、 政府管理等方面的矛盾交织, 使经济问题政治化的临界点降低, 社会问题的维稳压力上升, 为了缓解压力、 平息不满做出妥协和调停的可用缓冲弹性空间缩小。按照财政分配 “ 三元悖论” 制约关系, 减少税收、 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与增进公共福利的目标三者不能同时兼得。 缓冲弹性空间实质上是指, 在顺应社会心态而集中又便捷地尽可能减税和增加公共福利供给的同时, 那种通过逐渐扩大公共债务规模的方式提升这些即期利益总水平所对应的安全操作空间。 从财政分配 “ 不可能三角” 的逻辑来看, 所提升的公共福利程度加上所减少的税收水平和控制债务及赤字的水平成反比, 决策层必须特别关注为缓解社会矛盾而扩大公共债务规模的安全区问题, 一系列局部的为防止经济问题政治化的操作恰恰会归结为放松公共债务控制, 而连年赤字、 债务不断积累, 一旦越过了已收窄的缓冲弹性空间的边界, 便可能导致隐性问题显性化的矛盾冲突和危机局面, 甚至造成全局发展态势不乐观、 黄金发展过程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