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中国

《溯源中国》 前中国时代与“中国的初兴” 近年，有多本书名中包含“中国”、论及古史的著作问世，如葛兆光的《宅兹中国》《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许倬云的《说中国》等，笔者的《*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公元前 2000 年的中原图景》，也忝列其中。有学者认为，这显现了当下我们社会的某种整体焦虑。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类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切实追溯中国历史的同时，还都在认识论上进行反思，剖析了“中国”概念的建构历程。显然，何为中国，既是本体论的问题，更是认识论的问题。借此，古今中国被连接在了一起。 其中的“中国”诞生史，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由于考古学的努力，更由于民族精神唤起的需求，被不断地上溯、提前，进入了史前时代，也即有文字可考的时代之前。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提出，让考古学这门看似冷僻避世的学科，又开始找回点“显学”的感觉。正如它在百年前被引进时国人的期待一样，要解决的是填补“古史辨”思潮荡涤下的上古史空白，解答中国从何而来的大问题。就此而言，回观学术史很重要。 何谓“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在何时何地又是如何起源的？是否*早的国家在作为地域概念的中国一出现，就可以看作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的问世？围绕这些问题，中国学术界百年来有过执着而曲折的探索。总体看来，两大主线贯串其中。一是科学理性、文明认知，追求的是史实复原；二是救亡图存、民族自觉，意欲建构国族认同。就全球范围而言，中国是罕有的自现代考古学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为主导进行考古探索的国家。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将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诞生史作为主要目的和任务的。本土学者与其研究对象间由亲缘关系决定的、心灵间的交流与沟通，使得他们更易于理解、解读后者，因而收获巨大。甲骨文的成功释读就是一个佳例。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在浓厚的史学传统的浸淫下，饱含着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情感，投入到这一中国学界*大的、*重要的“寻根问祖”工程中来的。这一学术史背景或底色不能忽视。因而，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有赖于史料的不断积累，更关涉民族情感和当代的文化认同等问题。我们还是先从对考古材料的梳理谈起。 任何事物都有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发展的过程，国家起源以及中国文明的形成也不例外。考古学揭示出的距今五六千年以来的东亚大陆展现了这样的图景。大约距今 6000 年以前，广袤的东亚大陆上的史前人群，还都居住在不大的聚落中，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过着大体平等、自给自足的生活。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一定的跨地域的共性。到了距今 5500～3800 年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阶层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摩擦冲突都日趋频繁。许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聚落形态上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为核心形成的一个个大群落，城墙与壕沟、大型台基和殿堂建筑、大型祭坛、大型墓葬等耗工费时的工程，随葬品丰厚的大墓和一贫如洗的小墓所反映出的社会严重分化等，都十分令人瞩目。 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如中原及周边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齐家文化，辽西和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显著的特征。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有的则借用欧美学界的话语系统，将其称为“酋邦时代”。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整个东亚大陆的面积，与现在的欧洲差不多，而当时的这些星罗棋布的古国或部族，也和现在欧洲的样态差不多。那么，问题来了：它们都属于“中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