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传统犯罪网络异化的刑法解释限度研究

　　有学者认为，由于网络已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加之其即时性、便利性和低成本性，网络犯罪在危害程度与危害范围上均较传统犯罪更为严重。此观点看到了网络技术对犯罪危害性的放大功能，但失之于绝对。网络犯罪的法益侵害具有个体性，其本身并非划分明确的一类犯罪，而是在多样性方面与传统犯罪无异的具备网络特质的犯罪，正如我们无法断言全部现行罪名的法益侵害程度一样，我们也无法断言全体网络犯罪的法益侵害程度，特别是网络异化型犯罪。在成为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之前，网络犯罪只会停留在刑法规范及其概念之中。因此，微观个案意义上的把握比宏观性的分析更具实际意义。对于占网络犯罪绝大部分比例的网络异化型犯罪而言，犯罪方式与空间的改变不必然带来危害性的增强，这和传统犯罪中用枪杀人不必然比用刀杀人危害性更大道理相近。遑论各种被侵犯的新型法益层出不穷，法益的性质、类别及侵犯程度均有待厘清，欠缺与传统犯罪危害性比较的前提。如大批量恶意注册网络账号的行为作为下游违法犯罪的源头应受到严厉打击，但注册行为的原子化，下游犯罪的多样化导致法益模糊，进而使刑法规制陷入困境，抛开个案断言此类行为比传统犯罪危害性更大不可取。故而，我们需要对网络空间不法行为侵犯或威胁法益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之后，才能决定是否动用以及怎样动用刑法。　　在网络异化型犯罪法益侵犯程度的判断中，有学者认为，工具性网络犯罪法益被侵害的衡量方式与现实犯罪法益被侵害的衡量方式一样。空间型网络犯罪所侵犯法益的认定要依赖于对现实空间犯罪所侵犯法益的认定，前者在认定前应当转化为后者。该学者主张以传统法益侵害标准衡量网络异化型犯罪，其前提在于将网络异化型犯罪还原为传统犯罪。这种观点否定了网络犯罪的独立性，没有看到网络空间中法益侵害量化方式的异化，是片面的。显而易见，传统以数额、数量标准为中心的法益侵害的量化模式已逐渐无法适应层出不穷的网络犯罪情势，如数额或数量标准无法很好地满足虚拟财产及网络服务侵犯案件的定量需求，“情节严重”“后果严重”也因其先天的抽象性使法官更加无所适从。　　近年来，新型网络犯罪愈加表现出不同于传统犯罪的“积量构罪”特征，即利用网络大量实施低危害行为，累积的危害后果或危险达到可罚的程度。打破此种僵局的路径是根据网络特质，在现有法益侵害量化模式的基础上建构网络环境下法益侵害量化的新方案。对于可以直接适用现有法益侵害量化模式的情形，处理方式可与传统犯罪一致，如网络侵财犯罪仍可适当采数额标准。对于现有法益侵害量化模式无法处理的情形，可通过对点击数、下载量、信息时长、访问人数、注册人数、系统程序功能、网络平台性质、技术性强弱、动机及罪过、网络义务等方面的综合考察，确定网络行为的可罚性。出于刑法明确性原则，*高司法机关针对网络异化型犯罪出台了大量司法解释，为该类犯罪法益侵害的量化提供了指南。但从长远来看，司法解释应当从诸多针对个罪或类罪的精细化解释中抽象出原则或规律，作为网络犯罪法益侵害量化的“圭臬”，并给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裁量权，否则将长期局限于滞后或“顾此失彼式的司法解释”，不利于网络环境中法益侵害量化共识与规则的形成。若刑法立法或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也不意味着我们对网络异化型犯罪的法益侵害量化无计可施，我们可以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以现有的法益侵害量化标准为基础，在法益侵害量化研判中加入网络因素，使之与传统定量因素相融合，准确评价网络环境中传统犯罪所造成的损害。简单地说，对于立法或司法解释处于阙如状态的网络异化型犯罪，其法益侵害程度的判断可秉持“传统定量因素+网络因素”模式，其中“网络因素”是指网络环境下不同犯罪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可能影响罪量的网络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