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的碰撞

一个古老文化的近代悲剧 在结束本章以前，我们还有必要回顾一下南方各省士大夫官绅们在庚子国难中表观的一般社会心态。 人们或许会回忆起，在欧洲近代史上，当法国人在前线被德国人战败时，后方的法国人曾充满激情地绘制前线战场上法军溃败场面的图画，挂在法国城市街头，用这种方法去刺激民众的耻辱感，以激发同胞们奋起复仇雪耻的爱国热情。然而，在1900 年庚子国难后的中国南方各省，人们看到的恰恰是正好相反的情况。当八国联军早已长驱直入，北京已经沦陷一个月，京津、直隶广大地区的民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时候，当北方一片片废墟令人惨不忍睹的时候，在南京、苏州、杭州这样一些名城大埠的街头巷尾，人们却在兴高采烈地盛传“义和团大胜，洋兵大败”的“喜讯”（在当时，这些都市离上海也不过一二日的路程）。一位宁波大绅竟大绘战胜示意图分赠亲友，以示庆贺。某一县城的训导官竟伪造朝廷宣布战胜的圣旨。在南方各城中，人们还在奔走相告：“洋人入京，遇地雷火炮轰死达数万人！”“洋人战死者尸体堆了满满两船！”“洋人逃命生还者仅数百人！”“洋兵败退到天津，悬上白旗请求投降，端王载漪与协办大学士刚毅还不允许！……” 1900 年8 月进入皇宫的八国联军官兵在乾清宫内 正因为消息的闭塞，恰恰*真实地反映出一种奇特而又普遍的社会群体心理——“徒欲尊己而卑人，喜荣而恶辱”，对胜利“喜讯”的渴望强于了解事实真相的渴望。这种几乎渗透于苦难深重的中国民众和士大夫官绅中的国民心理，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便在中国人的心中滋长起来。在庚子国难时期，它有着登峰造极的表现，即使到了后来，它的生命力在国民深层意识中并没有完全消失。 当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处于迅猛变化了的国际交往时代，由于落后和作茧自缚而遭到种种欺凌和苦难的时候，当这个民族的社会精英们以幻想中的国粹主义胜利和“精神胜利法”，来作为摆脱苦难的基本手段的时候，其结果，就必然导致这个古老民族的悲剧。 《辛丑条约》签字,中方代表是奕劻和李鸿章。 令人惊讶的是， 早在中国庚子国变发生以前的四十二年（1858 年），马克思准确地预见了这一民族后来的命运：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的原则，而*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这种民族的悲剧，也正如本书阐述的主题，就其内部而言，也正是一个无力摆脱自身困境的古老文化的悲剧。只要这种文化困境积淀下来的种种劣根性的国民心理还潜藏在人们的深层意识中，即没有被充分地揭露和予以净化，一个民族就不可能真正彻底地摆脱那些曾经纠缠过它的梦魇和幽灵。正因为如此，对于近代中国历史中造成民族悲剧的文化因素和文化背景的探索，对于导致古老文化的困境与其近代悲剧的历史过程的沉思，将会不断地吸引现代的和未来的历史研究者们，并且它也将吸引着所有关心自己民族命运的炎黄子孙们——尤其当这个古老民族历经了无数苦难之后，在走向未来的康庄大道，迈出决定性一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