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楼札记

**辑.前辈杂忆 斯人虽逝，德业常存 ——怀念谢桂华先生 2006年6月12日，我正在湖北郧阳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举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突然接到邬文玲女士关于谢桂华先生逝世的电话，初为之愕然，继之则黯然，随之又不禁潸然。谢桂华先生是简牍学界的前辈，是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我与谢先生相知相识已有十多年之久，尤其近年来，多有过从，情谊日笃。听到他身染重病的消息后，心里牵挂，时常为他担忧。一旦噩耗传来，则又倍感意外，深感悲痛。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眼前，同先生交往的一幕幕往事，像电影般清晰如昨，历历在目。 谢先生半生攻治汉简，其人生和学业同甘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72年至1974年间，甘肃有关部门在额济纳旗和金塔县（当时，额济纳旗隶属甘肃省酒泉地区）调查发掘了近2万枚汉简，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后又一次在居延地区的重大发现，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山东银雀山汉简的发现成为当时极为轰动的事件。从1978年起，国家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在唐长孺、张政烺等先生的主持下，统一组织人力对这三批出土文献分组进行集中整理，谢桂华先生从此即投入到了居延汉简的释读研究中。当时他年届不惑，正当壮年，此后一直到2006年逝世，在这二十八年里，始终耕耘在这片园地。谢桂华先生对简牍研究的执着与热爱，对甘肃历史的了解与熟悉，对河西走廊溢于言表的向往，都缘于此。他对甘肃这块土地及其民情、文化、历史和朋友、同事的浓情厚谊也缘于此。 认识谢桂华先生是在1991年8月的兰州会议上。当时，**次国际简牍学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许多前辈学者、海内外名家云集兰州，何兹全、裘锡圭、林剑鸣、马先醒、日本的大庭脩等先生都来参加会议，可谓盛况空前。谢先生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既要参加会议的组织工作，又要主持分组讨论，忙前忙后，不亦乐乎。他清瘦干练，精力充沛，热情奔溢，为人谦和。他那滔滔不绝而又浓重的湖南口音给人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后来多次接触才发现，先生并不完全是那种读死书、死读书的书呆子，他不仅醉心于简牍的研究，还关心政治时事，善于组织协调，一段时间还担任过社科院历史所的党支部书记！先生善饮，三杯过后，谈兴骤起，大凡学问、人生、政治、世情他都有很多真知灼见，能趁兴发表一系列对晚辈们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见，性格之豪爽，于此可见。但他说话又极有分寸，尤其不谈论别人的是非长短。 居延新简的整理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四家单位参加，集众人之手，经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了整理释读工作，原计划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和《居延新简——肩水金关》，前者为满足读者需要先于1990年7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平装简字本，后又由中华书局于1994年12月出版了包括释文、图版在内的精装本，共收录甲渠候官、第四燧和后来采集的一些零星散简，共收录8420枚简。而后者即《居延新简——肩水金关》计划收录金关等地出土的一万零八百多枚简，但该书的出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期进行。 1999年夏，为了把此事推进一步，我们请谢先生和李均明先生再次来兰州对释文和原简进行校核。初释稿是当年的原稿，于豪亮先生的字迹，极为工整秀丽，蓝色墨水，钢笔竖写，一简一条，旁边时有后来批改的地方。纸色已微微发黄，边角处多有卷折残损的地方。时过境迁，睹物思人，不禁感慨系之。 校核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是在兰州*热的七、八月进行的。当时骄阳似火，每天都是三十多度。楼板晒烫了，我们在顶楼的工作室里就像蒸笼一般。一起工作的除谢、李二先生外，还有初世宾、何双全、张俊民诸先生，加上我，还有几个学生，总共八九个人。大家穿着背心短裤仍大汗淋漓。每天要工作八九个小时。间有记者采访，居然对我们深表怜悯和同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可能是世界上*单调乏味的工作。可我们不以为然，有时为了一个字、一个符号，随时都有交流切磋甚至热烈的争论，有时谁开个玩笑，又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一个多月闷热酷暑，谁都不以为苦，反倒乐在其中。工作结束了，如释重负，像是结束了一次了不起的经历。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是那样的愉快、亲切和令人怀念。我知道，先生是带着莫大的遗憾离开人世的，因为他没有看到《甲渠候官》的姊妹篇《肩水金关》的出版，他没有看到为之追求奋斗了后半生的整个事业*后能有个圆满的句号。可是，责任不在他。每次召开有关秦汉史的学术研讨会，他都在会上主动检讨，为居延新简的长期不能出版而承担责任，我等在场每每如坐针毡，深感汗颜。他是用这种方式敦促我们、批评我们。几次去北京开会见到他，他都语重心长地叮嘱，希望能够抓紧这项工作。2005 年12月我去北京，其时谢先生已身染重疾，而且到了后期。我曾专程去他在回龙观的寓所看望他，临走时，他拉着我的手还在说，他的一大心愿就是希望生前能看到金关汉简的出版。每想及此，无言以对。 除了居延新简的整理释读外，先生还参加了悬泉汉简释文的*后审定工作。悬泉汉简是1990年至1992年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当时在一个汉晋时期的遗址上一共出土了三万五千多枚汉简，除一万两千多枚素简外，有字简有两万三千多枚，后经整理编号者有一万八千多枚。就这批汉简的数量、内容、价值和特色而言，它们在历次河西走廊发现的汉简中都是空前的，1991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简文的释读整理工作从1993年开始，主要由甘肃考古所的同志承担。断断续续，时辍时作，历时十年，数易其稿。为了提高简文释读质量，*大限度地减少差错，2002年底，我们又请谢桂华、李均明和胡平生等诸位先生来兰州，对全部悬泉汉简的释文进行通读通校。韩国学者尹在硕先生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任访问学者，也随谢先生来兰州参加了这项工作。两个多月，跨了年，2003年的元旦就是一起在兰州度过的。参加校读的同志三四人一组，共分三个组，每组承担一部分。利用红外线设备，一边看实物，一边看释文，一简一简校读订正，一条一条进行修改。有问题有争议，三个组的同志立即聚首一处集中讨论，一些看似比较疑难的问题经过大家集思广益，很快就有了答案。2003年的**天，我们薄酒一席共度元旦，大家围拢一起如同家人，那种友好、信赖和亲密的气氛至今让人难忘。谢先生多喝了几杯，话题仍然是简牍学的人才、未来，谈得相当兴奋，古人那种“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伤感大减。后来胡平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及此次审校悬泉汉简的三点经验，其中一条这样写道： 一是班子的组建很有特色。审校班子包括北京的学者和甘肃的学者，两地的学者，都长期从事西北简牍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从年龄看，老中青三代相结合，60岁以上3人，50—60岁3人，40—50岁3人，30—40岁 1人，20—30岁1人。不同年龄与阅历的人思维方式与考虑问题的角度往往不同，在审校工作中能够开阔视野，很有帮助。从知识结构看，大家各有专精，便于优势互补。有的有较强的识辨简牍草书的能力，有的对边塞军事防务器具与资料很熟悉，有的对各类器物名称掌握较多，有的对简文内在的文例、词例和书写规律烂熟于心。这样一批人，就整体能力而言，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全世界范围内，都算是释读西北简牍能力*强的班子。经过这个班子“过滤”过的释文，虽然不能保证完全没有错误，但至少可以说，已经把错误降低到*低的程度。（见《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