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生活

中西法律文化碰撞中的沈家本法律思想 一、中西法律文化碰撞的必然性 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是源远流长的。早在公元前二世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便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流*早的一页。唐代，西方文化通过传教的形式传到了中国。十三世纪中叶，元朝统治时期，基督教盛于一时，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特派遣传教使约翰·孟德高维诺首先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是罗马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的先行者。明清之际，天主教的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相继传入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广建教堂和修女院，发展教徒达十余万人。至十八世纪，由于清朝政府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禁止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从而顿挫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势头，直到十九世纪初，才又重新崛起。 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中国的养蚕术、文学、绘画、音乐，以及体现中国高超的手工艺艺术的丝织品、瓷器等，通过不同的渠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输出到西方，中国的丝织品大约在公元六世纪以前传入欧洲，当时丝绸的价格远比黄金昂贵，以至于被宫廷里的贵妇人当作珍贵的饰物。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宫廷中的装饰和服饰也受到了中国艺术的一些影响。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也颇为欣赏中国文化，赖赫淮恩在他所著《中国与欧洲》一书中说：“中国文化对于洛可可运动的影响不在文学方面，而在乎中国轻脆的瓷器和各种丝绸绚艳悦目的光泽，这种光泽暗示欧洲十八世纪社会一种想象中的快乐人生观。” 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在建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形成了反映自身特征的资产阶级文化。虽然西方各国限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民族习惯、宗教信仰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同，在文化的特征方面也有所差异，但总的说来，这个新文化体系中，既保留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注重个体、主张开放的因素，又创造了以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为基本内涵的人文主义，同时也吸取了中世纪宗教文化中寻求灵魂解脱和精神安慰的内容。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自身的经济利益还决定了这个新建的文化体系具有明显的对外扩张性。 正当资产阶级文化洋溢着新鲜的内容和活力，向着世界进军的时候，中国的传统文化却仍踱着方步，在充满惰性的轨道上缓慢地前进。 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不仅成为中国文化起源早却进步迟缓的原因，还赋予了其突出的封闭性和保守性。…… 此外，由于宗法制度的长期延续，宗法观念广泛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因此以“亲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文化，在中国封建文化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同样被看作万古不易的教条和*高的道德标准。 同时由于中国地处东北亚大陆，物产丰富，适于农耕，可以长时期地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因而中国古代文化不仅具有独立性，也具有孤立性。 这一切，与以开放性、个体性为特征，并且具有强烈扩张欲的资产阶级文化形成极大的反差。 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的古老的文化才面临资产阶级文化的强大冲击与挑战，而处于一种必变的境地。战败了的清朝政府，闭关锁国的门户终于被侵略者的炮火彻底轰开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英、美、俄、德、法等国组织大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同时兴办各类学校，建立各种所谓的慈善机关，进行以强权为后盾的一系列文化渗透活动。由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是和资产阶级文化完全不同的、格格不入的，因此对于资产阶级文化的渗透，必然产生顽强的抗体，并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以致清朝皇帝也不得不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发布“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上谕，为封建文化的继续统治呐喊助威。但是封建文化的没落和清王朝的衰亡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咄咄逼人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进攻面前，封建传统文化只能是节节败退。 还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夜，先进的中国人如林则徐已经提倡“开眼看世界”，初步认识到了解和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对于中国富强的必要性。鸦片战争中清朝的战败，一度在一些人中间产生了外国之胜在于船坚炮利的心理，从而把眼光投向吸收资产阶级的器物文化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批早期的改良主义者，随着对西方文化了解的加深，逐渐认识到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不尽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制度优越，因而把设议会、明法制、行立宪作为救国自强的良方。发展到十九世纪末终于出现了一场以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为目标的戊戌变法运动。戊戌变法的瞬间失败，不仅说明了旧制度的难以改易和保守势力的强大，同时也说明了旧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 在中西新旧文化的激烈冲突中，传统的封建文化虽然逐渐丧失了昔日的统治力量，但在清政权的支持下，仍希图维持原有的阵地。而资产阶级的文化虽然挟着不可阻挡之势，使“西学东渐”成为时代的潮流，但在中国却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不仅一时不能取而代之，反而遭到激烈的抵制和反抗。因此，碰撞的结果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文化形态，一方面吸收资产阶级文化的形式和某些思想内容，另一方面又杂糅封建文化的意识和某些原则。这种新的文化形态既表现为洋务派所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表现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纪末的改良主义者所追求的立宪与革新。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圈中先有洪仁玕，后有康有为、梁启超。至于沈家本，也同样是这个文化圈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只不过他的思想、活动表现在修律方面而已。从沈家本的法律思想特点中不难看出，在这个文化圈中，新与旧、改革与保守、前进与倒退的斗争所加给他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