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这些都是以无可否认的证据为依据、经历史证实了的结果。面对着这样的事实结果，亚当??斯密对于航海条例竟会作出那样歪曲的评价，这只能是由于那个原则，关于这个原则，我们在另一章里谈到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对商业限制所作出的错误结论时将有所分析。无限制自由贸易是这位先生*得意的见解，而这些事实却是与他的论点相凿枘的。因此他必须设法排除可能由航海条例效果中引证来的那些对于他的原则的异议，他排除异议的方法是把这些效果划分为政治的与经济的两种目的。他说航海条例在政治上虽然是必要的，而且是有利的，但在经济上是不利的、有害的。不论就事理或就实际经验来说，作出这样的区别其根据都是十分缺乏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以下的讨论中予以充分揭露。　　萨伊对于美国的经历或者了解得多一些，但是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凡是遇到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原则上互有抵触时，他在这方面的表现比他的前辈还更进一步。他计算了一下法国政府在渔业津贴上对于一个海员的负担，从而说明这类津贴是如何地虚糜无益。　　航海限制这个问题，对拥护无限制自由贸易主张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绊脚石；他们这些人，尤其是如果他们同时也是海口城市商业社会中的成员时，就只想悄悄地绕过这个绊脚石。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对航海的限制与对其他任何种事业的限制无异，是在同一个规律支配之下的。任何国家当处于初期文化阶段，它的农业与工业还没有获得发展时，对于外人经营的航海业与运输业的自由总是觉得有用的和值得欢迎的。这些国家，由于缺乏资本，缺乏海员人材，情愿把海运事业与国外贸易让别的国家来经营。但是过了些时，它们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已经学会了造船与航海技术，那时它们就要想从事于发展自己的国外贸易，用自己的船来运货，使自己成为一个海军强国。它们自己的商船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就会感到已经能够逐去外人，大可以用自己的船向*辽远的地区经营商业。于是时机成熟了，到了这个时候，一个国家借助于航海条例，就可以把那些在财力上、经验上、力量上都胜过一筹的外国人顺利地排挤出去，不让他们分享在那类业务上的利润。然后再进一步，当海运业务与制海权达到了*高度发展时，毫无疑问，一个新时代将开始。普里斯特利博士说：“这样的时候也许会到来，那时取消这个条例，与当初制订这个条例，可能是同样合机宜的。”①当他说这句话时，在他心目中的就是上述*后的一个发展阶段。　　一个国家，借助于建立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航海条约，可以获得确定的有利条件以对付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使它不能专为它自己利益着想采行航海限制政策；另一方面，由此可以防止它自己的航业人员趋于懈怠，鼓励他们在造船与航海技术上与别的国家齐步前进。威尼斯在争取霸权时，固然大大地倚仗了它的航海限制政策；但是等到已经在工商业上、海运事业上取得了优势地位以后，仍然抓着这个政策不放，这就是一个失策。因为这样就使它在造船、航海以及海员技能各方面，在竞赛中落在别的滨海国家与商业国家的后面，而那些国家却在步着它的后尘不断前进。英国就不蹈这个覆辙，英国的政策使它的海军力量有了增进，然后靠了海军力量使它的工商业力量有了扩大，而这一点反过来又助成了它海军势力的继续增长，殖民地的继续开拓。亚当??斯密当他认为航海条例对英国商业并不有利时，却承认这个条例无论如何是增进了英国的力量的。而力量比财富是更加重要的。事实的确是这样。力量的确比财富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撒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　　但是亚当??斯密对于政治力量、生产力量与财富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反作用这个规律视若无睹，却敢贸然断言，从商业观点来看，麦修恩条约与航海条例对英国并无好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已经说明英国如何利用它所执行的政策获得了力量，如何基于政治力量进而获得生产力量，又如何由生产力而获得财富。现在让我们再进一步看一看，这个政策如何使它力量之上更添上了力量，生产力之上更添上了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