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二、两广都司令部成立与梁启超广州历险　　4月18日，护国军政府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等的名义发布两篇宣言，明确要求袁世凯下台，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这是四川、湖南前线停战之后，护国阵营与各方谈判的政治底线。宣言称：“前大总统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自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所有民国大总统之资格，当然消灭。”“本军政府谨依法宣言，恭承现任副总统黎公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　　4月中下旬，梁启超、陆荣廷从梧州沿西江到广东肇庆，岑春煊、周善培、李根源、章士钊等也从日本、上海、香港等处相继来到，这些人分属改良派、革命派和两广实力派，于是肇庆成为全国瞩目的政治中心。5月1日，两广都司令部宣告成立，岑春煊被推举为都司令，梁启超被推举为都参谋，参加成立会的有李耀汉、莫荣新、温宗尧、章士钊、李根源、杨永泰、张习、林虎、章勤士、龚政、魏邦平、孔照度、曾彦、容伯挺、周善培、张鸣岐、吴贯因等。陆荣廷因为要率军进攻湖南，当时已经离开肇庆。岑春煊是陆荣廷和龙济光的老上级，自晚清就是袁世凯的重要政敌，在两广乃至全国都有很高威望，梁启超是护国反袁的思想舆论领袖，二人被推举是实至名归。岑春煊被推举还有另一层原因，他掌握着自己签名向日本借得的一百万日元军械，这是各派反袁军队都迫切需要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贫穷混乱的中国，外国只需动用少量资源，就可以对中国局势产生不小的影响。　　广东是南方人口众多的富裕大省，其归属足以影响护国战争的走向。两广都司令部成立前后，讨伐盘踞广州的龙济光成为*迫切的问题。革命派与龙济光有血海深仇，他们讨伐龙济光态度*为坚决，但革命派掌握的民军实力有限，难以击败龙部。军事实力*强的陆荣廷则态度暖昧。本来海珠惨案后，陆荣廷和梁启超率军东下，有进攻广州之势，但张鸣岐亲自前来解释误会，陆荣廷和梁启超明白海珠之变是针对徐勤，对于龙济光的态度又软化了。陆荣廷与龙济光自晚清长期并肩作战，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且以当时的形势，即使桂军驱逐济军，广东都督很可能落人岑春煊之手，革命党也可以乘势扩张，桂军所得有限。陆荣廷认为夺取广东的时机尚不成熟，于是亲自率军去湖南，离开了肇庆。从广西独立和进取广东的时机选择上，可以看出陆荣廷的老谋深算。梁启超本为书生，又是广东人，也不愿意自己的家乡发生战祸。　　当时宣布独立只有四个省，龙济光既然宣布独立，无论真假，都已在名义上属于护国阵营。袁世凯尚未倒台，多数省份都在观望，如果此时讨伐龙济光，难免给人护国阵营内部自相残杀的印象，这对于倒袁大局是很不利的。陈叔通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反复强调这一点：“袁又同时多派密使，（其政策可分为二：一、派人造谣，二、进兵。）造种种浙、粤私争权利之谣。”“现在所要紧者，即不可表示一种暗斗之状态，为袁氏证明非袁不能统一中国，此义宜时聒于四省军人之耳，而党人亦宜切告之，千万。”护国阵营内部的钩心斗角已如前所述，并不完全是袁世凯派人造谣。　　岑春煊和梁启超作为全国公认的反袁领袖，必须维持护国阵营的团结，即使龙济光反复无常，再三食言，他们还是苦口婆心，耐心劝导，没有轻动刀兵。岑春煊认为：“去龙事小，讨袁事大，当先国家之急而后地方。”“龙恶固在所必去，惟俟大问题解决后，再作处置。”②吴贯因当时参与机要，对这段曲折有详细记述：“海珠变后，广东民党盛倡屠龙之论，而梁、陆率桂军东下，扬言有兵一万，龙济光闻而惧之，不得不稍示让步。”“龙既有此让步，陆斡卿乃回广西，率师北伐，此上月廿日左右事也。陆回桂之后，龙以肇庆兵力不足畏，遂谓辞职北伐之事，必二月后方能实行，此为龙氏**次之食言。”随后，龙济光又“表示粤都督一席决不辞去，但北伐事有可商量而已，此为龙氏第二次之食言”。岑春煊再次让步，表示不争广东都督，要龙“出一自将北伐之宣言，以平民党之气，龙初许之，旋亦不肯宣言，此为龙氏第三次之食言。龙既反覆无常，于肇庆军人及肇庆以外之民党，皆主张欲讨袁必先去龙”。但岑春煊和梁启超却表示反对，岑春煊自命清高，不愿与原来的部下争广东，梁启超也不愿战祸破坏家乡，认为“欲攻下广州*速须两月以上，而城下之后，疮痍遍地”，难以收拾。“岑、梁既不赞成，讨龙之说，遂以中止。”　　龙济光军事实力颇为强大，久经战阵的部队有两万多人。广东护国军实力有限，并没有消灭龙部的把握，这是龙氏如此骄横的根本原因。孙中山5月24日给田中义一的信中对广东军事形势的分析颇为中肯：“广西之兵力、财力均不能与龙济光为敌。今岑氏部下仅有广东兵四千、广西兵两千；而龙济光则盘踞省城，其部下可动用者尚有一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岑氏以实力驱逐龙济光实属非常困难。”“岑春煊既无援救广东民军、讨伐龙济光之实力，遂即处于不能与民军保持充分融洽之困境。文对此十分忧虑，当尽力敦促广东民军援助岑氏。”实际上，即使革命派民军与岑春煊部队通力合作，打败龙济光部仍有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