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视野下人的尊严研究

　　《伦理学视野下人的尊严研究》：　　明末清初王夫之从理论上批判复古主义的“返朴”之说。他认为，所谓“返朴”是使人的生命力（内在潜能）无法得到发挥，从而导致“人事尽废”而无所作为，*终人就会退化到动物中去。他强调人格独立的重要性，主张人要尊重自己生命的价值。在他看来，人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人有自觉的能动性，而人的能动性就是一种实践活动，人只有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才能发展自己。他认为，君主一家一姓的利益和社会民众的利益应该区分，君臣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因为君臣应为“一体”，是“公”的关系，都是对天下负责，父子、兄弟、夫妇等关系也都是平等的。总之，王夫之通过对“君纲”的批判，开启了人与人平等关系的研究，提出“以天下之大公”作为人们伦理活动、道德情操的*高标准，是民主思想的萌芽。　　明末清初唐甄从人的生存权和财产权不可剥夺的观点出发，对君权给予深刻的揭露。他认为，君主是通过杀戮抢劫得天下的，君主打着“天”“国家”的旗号，推行的却是一人的独裁专制，因此百姓横遭涂炭，实为独裁者一人造成。他还指出，君主得到天下后不把人当人看，由此导致社会动乱。唐甄猛烈抨击了君权神授，把帝王与盗贼并提，即“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甚至主张处决帝王。这在当时是胆大包天的，具有呼唤人的解放的思想启蒙意义。　　明末清初颜元反对“命定论”，反对空谈“性理”，提倡“践履”“习行”的实学精神，认为人凭借自己的“实力”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人只有从实事实功的经验中得来的知识才算真知识。他强调知识的获得即所谓的“知至”是从“习”中来的，否认“生知圣人”。在他看来，长期的封建专制、奴化教育、理学精神的禁锢，使人性受到了异化和扭曲，因此必须要唤醒人的自觉意识，通过“习行”使人自己挺立起来。他说：“父母生成我此身，原与圣人之体同；天地赋与我此心，原与圣人之性同；若以小人自甘，便辜负天地之心、父母之心矣。常以大人自命，自然有志，自然心活，自然精神起。”他强调立志用功，不要“以小人自甘”，凡人和圣人一样，都可以通过立志、用功、习行，成就一番事业。　　清代戴震在批判宋儒的“天理人欲之辨”的理欲分离论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理”“理存于欲”等理欲统一的思想观点，把人类的欲望及对生命的追求，看作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他看来，欲是理的物质基础，理是欲的条理、规则。离开欲，就没有理；离开理，欲就要发生偏离。人有欲望、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欲是人性发生发展的动力。人的一切行为都以欲为基础，没有欲也就没有人性的存在。圣人之道的基本精神就是使天下百姓达情遂欲，这是天下得治的基础和保证。“理义”在人的生存发展中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建立在“人欲”基础上的这种“理义”的价值，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戴震强调“天理”与“人欲”的统一，其实质是充分肯定了人首先是一个生物学意义的感性实体，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实现的道德之善是在人伦日用等各种欲望之中的。他批判“以理杀人”比酷吏的“以法杀人”更酷烈惨毒，这是当时关于人的解放*有力的呐喊。　　总之，明清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了这一时期思想家的逻辑起点是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从批判中提升人性与人的价值和肯定人的自然权利，不仅赋予人性以新的内涵，而且倡导人的平等自由，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是通向近代人学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