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么就成了美国人》

节选一 什么是传播（communication）？通过空间输送信息。什么是传承（transmission）？透过时间输送信息。传播会啮噬传承，干扰传承，*后吞噬传承——美国精神和欧洲精神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这样。传播力*大的文明拥有*为杰出的传播艺术和技术，这并不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是，我们还未实现传承，就提前滑向了传播，教育领域、国家机关、博物馆、教会、职业学校无不如此。荧屏嘲笑学校，记者嘲笑教授，旁门左道嘲笑正规训练，智能手机嘲笑老祖父。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使用的传播机器从何而来？来自一个将整个国度当作一个巨型实验室的国家，它发明了这些传播机器，并且年复一年地完善它们。在这些精密的传播机器的帮助下，空间将时间打碎后填入其缝隙中，把富于幻想的文明置于匆忙而紧迫的计时系统的规制之下：“我们时间不多，请您说得尽量简短，因为我们还得连线其他几位记者与评论员。”人们会为时间讨价还价，却不再测量空间的大小。2000年的人们行色匆匆，打着电话，点击鼠标，联上网络，开机，关机，从一架飞机跳上另一架飞机，以秒来设置时间码，以一刻钟为单位安排自己的日程，有效移动区域延展到数千公里之外。1900年的农民步行去做弥撒或去市政厅，从农庄骑马到区域首府，情况恰与前者相反：他按照季节和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来计划自己的日子，但活动空间仅限于可用脚步和公里丈量的区域。眨眼间一个世纪过去了，世界从自行车链条时代进入柴油发动机时代，距离对我们而言变得无关紧要，可丝毫的延迟都会让我们觉得无法忍受。全球化的速度与去历史化的速度同样迅速。随着（地面、空中以及信息技术的）网络和高速公路的扩展，我们的年代表在缩短。机器运转的速度胜过我们的反射弧，家庭成员间的地位因此颠倒了过来：爷爷要请稚儿来教自己如何使用某些东西，而小家伙对长辈别无所求，除了要钱去买*新的电子游戏，或在自己的游戏机上来一场电子竞技（全世界有2.05亿玩家，游戏里所有词汇都是英语）。良好的传播技术将优秀的传承艺术远远地抛在后面。在优兔视频网站使用者和千禧一代的眼里，即便在欧洲本土，美国的这项看家本领也让欧洲的原创性不复当年。 用了什么办法？以设备替换制度。制度在昨天和今天之间架起桥梁，而设备则把这里和那边连接在一起。对前者而言，它的职责（家庭、教会、国家、科学院、学校、语言）是保障传承；对后者来讲，要保证的是流通。伴随着“流动性的激增”（人员、资金、观点、才能、就业等）的是“连续性的断裂”（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困扰）。借助数码技术，空间构筑起的基础结构不断挤压着时间。如今，有什么跟“空间”挂不上边？汽车、剧院、等候室……街道被归为“步行空间”，教堂被归为“精神空间”，游乐场所被归为“儿童空间”，会议室被归为“交流和谈判空间”，列车被归为“联合办公空间”，布劳赛良德森林被归为“绿色空间”。我们用俄罗斯套娃的方式，巧妙地将地方嵌入国家，继而将国家嵌入世界。至于将生命的一个阶段嵌入整个生命年轮，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人们忘记了父母的出生日期，忘记了祖辈葬在何处（如果他们不是火化的话）。但我们的汽车仪表盘上都装着GPS导航（很快就会换装伽利略导航）。我们在时间里的位置模糊不清，但在空间里，误差不超过四米。我可以清晰地确定位置，但搞不清时间的节点。“你在哪儿？”这是我们打电话时的**个问题；“你从哪儿来？”则成了不合时宜的问题。日复一日，我们心照不宣地要求屏幕为我们展示一个翻新的、无中生有的世界，否则就不断更换频道，而换频道则意味着切断延续之物。这跟市场经济是一个道理，早上还在暴涨，到了晚上突然暴跌，其中没有明显的原因。 节选二 美国喜欢直角，它的城市都是正交的，道路都是笔直的，其心灵也非黑即白。它要求自己必须勾勒出清晰的界线，因此不管是在物理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有一堵堵墙。适合美国的是二元对立，而不是细腻的浓淡差异、错综复杂的迷宫或富有层次感的明暗变化，后者是古希腊人和欧洲人固有的东西。生活在群岛上的古希腊人尤其缺乏界限感，即没有一个清晰的分界，正如现在的欧洲缺乏一层外质2。翁贝托·埃科正是出于一种对清晰、明确的定义的渴望，从边界（包括空间边界、时间边界、语法边界、政治边界四个方面）的观点出发，准确地定位了拉丁民族原型的组织核心。根据传说，罗马城是在一条不可侵犯的边界线内建造起来的（罗慕路斯与雷穆斯）。而在建城千年以后，它的毁灭也源于其边境的逐步消失。埃科写道：“当那一天来临，当清晰的边界概念不再，当蛮族（一群游牧民族，抛弃自己原先的土地，可以在任何一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仿佛那土地是自己的，同时又随时准备遗弃这块土地）成功地将其游牧民族视角强加于罗马，罗马也将就此走向末日。帝国一旦到了那个时候，其首都就可以定在任何一个地方，这也就意味着它不再拥有首都。一个没有中心和外围之分的帝国不再是一个帝国。罗马是个中心，它的外围区域由它确定，而一旦没有了这个中心，外围也就变得不再确定。”所谓的欧盟的子民还在寻找阿里阿德涅之线和轮廓，似乎也遭受着类似的不确定性的困扰。 罗马与美国这一对帝国*让人震惊的是，它们拥有一台拥抱机器，即一座熔炉。这正是希腊人所极度欠缺的。塔西佗对此看得十分清楚：“斯巴达和雅典虽然善战，*终却万劫不复。导致它们毁灭的，除了他们固执地排斥战败者和外邦人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编年史》，第11卷，第23—25段）在这一点上，罗马可以为其继任者提供经验教训。美国的总统必须出生在美国，而罗马皇帝的出生地可以是高卢、西班牙或叙利亚。公元1世纪，高卢的埃杜维人获得了进入元老院的权利。允许与别国有渊源的“桥梁公民”的存在，这是民族文化不敢做的，只有帝国文明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有了高卢裔罗马人、华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这是一项双赢的举措，建立起的是一种双向的依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