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与人 : 从史前至今二者在西方艺术中的关系

译后记 2018年底，我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个人画展，题目是“我喜爱的世界”。这次共展出了我的50多幅水彩和素描，而全部题材只有一个——动物。我之所以如此钟爱画动物，首先是因为我自幼在北京郊区的乡村长大，各种昆虫等小动物和生产队牲口棚里的大牲口都是我儿时有趣的“玩伴”，至今无法忘怀。再有，在做美术史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无论中外，动物都曾经是极受艺术家青睐的主题。而且，在中西方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中，比如《山海经》和奥维德的《变形记》，动物往往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些都激发了我画动物的兴趣。与此同时，我也想就西方美术史中的动物主题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这个想法尚未付诸行动，突然有一天，王瑞智兄兴致勃勃地找到我，递给我一本书建议我翻译，就是大家眼前这本肯尼斯· 克拉克（Kenneth Clark，1903—1983）的《动物与人》。我非常兴奋，原来克拉克老先生竟然也有和我相同的爱好，于是欣然接受。但是，由于平时课程太多，再加上各种琐事缠身，翻译工作进展很慢。直到2020年2月，疫情暴发，大家都禁足在家，反倒给了我比较充裕的翻译时间。尽管新型冠状病毒是否来源于动物尚未有定论，但是动物与人的关系问题再一次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克拉克的这本书也恰逢其时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人与动物关系的视角。 肯尼斯· 克拉克是英国的美术史家、博物馆馆长和节目主持人。在读大学期间，他阅读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批评家约翰· 罗斯金（John Ruskin）的大量著作。这不仅形成了他后来的艺术判断，也对他一生的政治和社会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罗斯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接触艺术的看法，对他后来的事业发展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1925年，克拉克进入牛津大学三一学院。通过罗杰· 弗莱（Roger Fry）的讲座，他开始了解法国现代艺术。但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还是文艺复兴美术，因此，在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馆长查尔斯· F. 贝尔（Charles F. Bell）的举荐下，克拉克成为著名文艺复兴美术史学者、艺术收藏家伯纳德· 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的助手。1929年，因为为贝伦森所做的出色工作，克拉克被邀请去为温莎城堡收藏的列奥纳多· 达· 芬奇的素描进行编目。同年，他还担任了1930年1月1日在皇家美术学院举办的意大利绘画展的策展人。这次展览提升了克拉克的知名度。1931年，深受贝尔赏识的克拉克接替他担任了阿什莫林博物馆的馆长。 两年后，年仅30岁的克拉克又成为英国国家美术馆的馆长。然而，这份别人眼中的殊荣却并非克拉克本人的志趣所在，他更愿意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不过，他还是走马上任了，而且一干就是10年。正如上文提到的，克拉克的理念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艺术，而博物馆正好成了他实践自己学术理想的场所。《伯灵顿杂志》这样写道：“克拉克倾尽他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使国家美术馆成为一个让人更能产生共鸣的场所，让参观者可以欣赏到大量的欧洲绘画作品。”与此同时，他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关于艺术的演讲。 克拉克在国家美术馆主持的收藏工作，可谓毁誉参半。他既成功地为博物馆购得了萨塞塔、乔万尼· 迪· 保罗、尼科洛· 德尔· 阿贝特、鲁本斯、伦勃朗、普桑、安格尔和康斯特布尔等人的杰作，也因为急于搭建完整的收藏序列，而失手买进了几幅被误认为是乔尔乔内作品的绘画。但是，作为一位博物馆的管理者，这类失误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1939年，英国与德国的战争一触即发，克拉克和同事们将博物馆的藏品运往北威尔士的采石小镇布莱奈· 费斯蒂尼奥格（Blaenau Ffestiniog）以躲避战火。战争期间的克拉克成为国内宣传主管，并成立了战争艺术家顾问委员会，说服政府雇用了大量的官方战争艺术家，其中包括爱德华· 阿迪兹内、保罗· 纳什、约翰· 纳什、梅尔文· 皮克、约翰· 皮珀和格雷厄姆· 萨瑟兰等。短期聘用的艺术家包括雅各布· 爱泼斯坦、劳拉· 奈特、亨利· 摩尔和斯坦利· 斯宾塞等。没有了藏品的国家美术馆仍然向公众开放，举办了一系列的午餐会和晚间音乐会，以鼓舞遭受德国“闪电战”打击的英国人民的士气。1945年，战争结束了，藏品被运回博物馆，克拉克也辞去了博物馆馆长的职务。 1946年7月，克拉克被任命为牛津大学斯莱德美术教授，任期三年。该职位要求他每年就“美术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作8次公开讲座。由于罗斯金是斯莱德教授，因此也成了克拉克的**个研究对象。克拉克的传记作者詹姆斯· 斯托尔顿（James Stourton）认为，这是克拉克所获得的很有价值的任命。正是在这一时期，克拉克成为英国非常受欢迎的教师，并写出了他优秀的著作《风景入画》（1947年）和《皮耶罗· 德拉· 弗朗切斯卡》（1951年）。此时，克拉克已经不再渴望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希望与广大公众分享知识和经验。 1954年，克拉克接受了新成立的独立电视管理局(ITA) 主席的职位，这让很多人感到震惊，他们认为他接受这个职位是对艺术和知识分子标准的背叛。然而，事实证明克拉克是一位杰出的节目主持人。他主持制作的电视节目广受好评，对公众的艺术普及和教育意义绝不亚于在书斋中写几篇艰深的论文。1958年，克拉克拍摄了**部系列片《艺术是必不可少的吗？》。在纪录片中，克拉克和亨利· 摩尔在夜间徜徉于大英博物馆，用精彩的语言向观众介绍展品。1959年，克拉克和团队又制作了《五位革命性画家》（戈雅、勃鲁盖尔、卡拉瓦乔、凡· 高和伦勃朗），再次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到1960 年，他的演讲技艺进一步提升，在一部介绍毕加索的节目中，表现得既轻松又有权威性。 克拉克事业的巅峰出现在他与BBC（英国广播公司）合作录制的系列节目《文明》中。该节目由克拉克编写和介绍，共13期，每期50分钟，内容涉及从黑暗时代末期到20世纪初的西欧文明。从1966年开始，历时3年，在13个国家的117个地点进行拍摄，共花费50万英镑。评论家们普遍认为，这部影片树立了新的标准。2016年，《纽约客》称克拉克是“创造了你所见过的好的电视作品的人”。 作为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和撰稿人，克拉克知识渊博、视野开阔。我们手中这本《动物与人》出版于1977年，是他应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即后来的世界自然基金会，英文缩写为WWF）国际受托人弗勒· 考尔斯之邀撰写的。起初，克拉克认为“动物与人”似乎并不能构成一个学术研究的主题，但是，当时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系统地审视整个西方艺术，这无疑为他的美术史研究又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不过，克拉克也意识到这个主题的内容过于庞杂，肯定要耗费一个学者多年的精力。因此，他决定写一些简洁的文字，主要想“在书中提出一些问题，以激发读者对这个主题的兴趣”。克拉克指出，人对动物的感情一直以来都是恐惧、崇拜、贪婪、残忍和爱的混合体，而这种纠结的情感在艺术中被生动地表现出来。因此，克拉克将这本书分成了“神圣的和象征的动物”“观察到的动物”“动物之美与活力”“被宠爱的动物”和“被毁灭的动物”五个部分。他以简明而饱含情感的语言探讨了从史前洞窟壁画到20世纪西方艺术中对动物的表现，进而揭示出人类历史上人与动物的复杂关系。 这本书的文字并不多，但是翻译起来的难度却不小。由于克拉克旁征博引，资料信手拈来，更主要的是，在他眼里，某些内容可能属于常识范畴，因此经常会冒出一些对读者而言相对冷僻的地名或人名，让人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即便我一直从事西方美术史研究，仍然偶尔会为他文中的某个词或某个人名而大费周章。在译文中，我将他省略的部分补齐了，以便中国读者理解。大家可能会问，说到表现动物，中国艺术中有那么多精彩的作品，为什么在书中一件都没有提？为此，克拉克在前言中有一段说明： 读者马上会注意到，我举的例子完全来自西方和近东艺术，而且我建立在它们基础之上的论点仅与西方文化有关。这种限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如果我只想编一本能带给我快乐的动物图画的画册，那么我就不应该忽略印度的公牛雕刻、波斯细密画中的骆驼和大象、中国和日本艺术家充满神韵的作品，或者世界各地原始人类创作的大量可怕的动物。热爱艺术或动物的人都会被这些作品打动，但是我不能把它们用在我的文章里，因为我无法将自己的思想投射到创作它们的人的头脑里。将它们包括进来可能会让这本书更有吸引力，但是我认为那将剥夺本书现在所拥有的那些知识重点。 因此，我们知道克拉克对中国乃至东方的艺术是有所了解的，而且也能够体会到东方艺术的魅力。但是，严谨的治学态度要求他必须对创作者的思想和意图能够充分理解和体会，然后再写到自己的著作里。确实，如果加上东方艺术的部分，克拉克肯定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部著作，毕竟当时他已经73 岁高龄，重开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恐怕并不是他当时考虑的。无论如何，他提出了自己对这个主题的思考，将问题留给了后续的研究者们。 克拉克建树颇丰的主要研究领域是20世纪之前的西方美术，特别是文艺复兴美术。因此，书中除了毕加索画的斗牛系列，涉及西方现代艺术中表现动物主题的作品并不多。比如，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弗朗兹· 马尔克就是一位热衷表现动物的艺术家，书中就没有提及。马尔克曾说：“生活在我周遭不信神的人们（尤其是男人）无法触动我真实的情感，而动物追求生命的原始本能却拨动了我心头那根*美妙的琴弦。”马尔克画中的动物世界完全出于他个人的浪漫想象，宁静而祥和。但是《动物的命运》一画无疑是对人类给动物们带来的毁灭的控诉。克拉克是1983年去世的，我们知道，其身后的世界在政治、经济和科技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动物的命运同样充满了变数。一方面，人类意识到了动物与人的共生关系，环保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残害动物的行为日益遭到人们的谴责。另一方面，人类在生物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对动物世界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的破坏也比以前具有了更强的杀伤力。这一切都引起了艺术家们的关切和思考。比如帕特里西亚· 皮奇尼尼表现的那些被基因改造过的、奇怪的、令人作呕的混合体，其实是艺术家对当代社会疯狂崇拜科技进步，而不顾及其产生的道德和伦理后果的现象的批判和反思。英国出生的美国女艺术家苏· 科所表现的人类捕捞鲨鱼，然后将割掉鱼翅的鲨鱼丢回大海的作品，也对人类的贪婪和残忍进行了抨击。如果克拉克活到今天，也许这本书还要加上一个部分——“被改造和被扭曲的动物”。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对动物的了解也更加深入。我们会发现，原来动物都是有灵性的，即使是小到一只孔蛛都拥有自己生存的智慧。这时，我们再以世界的主宰者的面貌出现，随意掠夺、杀戮和残害身边这些可爱的动物，是件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当然，科学研究也告诉我们，动物世界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富有诗意，毕竟弱肉强食才是那里的生存法则。在食物匮乏的时候，野鸭父母会合力杀死儿女中体质*弱的那只，以便让其他小鸭获得更加充足的食物。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人与动物的关系永远是矛盾和纠结的。人需要从动物身上获取食物和营养，因此，人类驯化和豢养了动物。列奥纳多出于对动物的怜悯，将在市场上买来的野鸟放飞，并且坚持素食。那么，是否我们从此就应该拒食各种动物呢？如果仅仅因为动物是有生命的而加以保护，那么植物同样会非常委屈，因为它们也是有生命的。更多的科学研究表明，植物甚至也可能是有意识的。难道我们也因此拒食植物吗？那么人类该如何生存呢？人类仍然是动物世界的一员，只不过我们发展出了貌似更高级的科技与文明，但是在很多本性上并未与我们的动物朋友相去太远。只要我们不是为了非必要性的需求而杀戮，而是有节制地从自然界获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可能这就是我们与动物好的相处模式了。对于中国人而言，为满足口腹之欲的好奇心也应该加以抑制了，毕竟我们吃的很多东西其实并不具有特殊的营养价值。在未来的艺术创作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仍将是一个迷人的主题，吸引艺术家们创作出更多令人深思的作品。克拉克的这本《动物与人》肯定也将不断地被续写。 张敢 2020年6月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