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灯光暗淡之后

经济政策的灯柱理论 政界人士利用经济学的方式，就像醉汉倚靠着灯柱，不是为了照明，而是为 了获得支撑。 ——对安德鲁·兰理论的变形 我可以从一个假象讲起吗？许多人似乎认为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毕竟，经济学家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在白宫有着自己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他们身兼数职，有时甚至担任内阁职务，主导着美国政府*强大的机构之 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所有这些表象似乎都为一种普遍的误解提供着证据，即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的决策中即便不是决定性角色也是关键角色。 但这只是个假象。本文的文首隽语更能概括事实：政界人士利用经济学的方式，就像醉汉倚靠着灯柱，不是为了照明，而是为了获得支撑。以特朗普为例，他于 2016 年当地时间 11 月 9 日当选美国总统，并于 2017 年 1 月 20日就职。如果他需要的话，其间他有大量的时间找到很多经济顾问，更不用说获得经济建议。然而，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向国会提交以激进的议案来取代奥巴马医改计划的预算，这在后来遭到参议院的否决；特朗普还宣布美国退出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并放松银行监管。这些都发生在他成立经济顾问委员会之前。 “重大”时刻发生在 2017 年 9 月 12 日，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被确定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那之前，一位名叫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的竞选顾问是特朗普团队唯一的经济学博士。这是谁？你从来没听说过这人？这就是我想说的：但凡特朗普认为经济学家的“照明”功能抑或是“支撑”功能至关重要，他都不会那么做。 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长期成员，我相信经济学家是经济政策拼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这是一个假象，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打破假象。其实早于特朗普总统几十年的灯柱理论描述的才是事情的本质。诚然在某些时候，经济理论对政策产生了深远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比如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卡车和航空运输的放松管制，以及 1986 年的税制改革，但是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近期的案例。在更多的情况下，政界人士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他们依靠经济学理论（有时甚至是不恰当的经济学理论）来寻求“支撑”。 灯柱理论对政界人士是有好处的。许多政界人士希望经济学家在公开场合支持他们的政策。至少他们认为，这对政策信息的传播有好处，因为这能够给政策镀上一层有学识的外表。特别是在一个几乎没有人相信政界人士的世界里，经济学家可以在政策讨论中加入一些“公正的”甚至是“科学的”声音。 经济学家的这种“支撑”功能甚至有其特有的称谓——“背书”。我曾无数次为民主党充当背书人，他们通常会要求我就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政策表示赞同。毕竟，如果你参与制定了一个政策，你又如何为自己背书呢？我如果认同这个政策，通常就会接受这项任务。我如果不认同，便不会接受。许多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包括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值得注意的是，背书只是给予“支撑”，起不到“照明”的作用。在经历了 2016 年大选对专家的各种贬低和轻视之后，现在就连经济学对政治的“支撑”作用都遭到了质疑。 灯柱理论对经济学家有好处吗？不太可能。虽然被用作舞台道具通常没有坏处，一些经济学家也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但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天生就是杜鲁门曾经看不起的“两面”派（一方面……，另一方面……）。复杂的政策建议很少是完美无瑕或一无是处的。在这个复杂的世界，*纯粹的解决方案几乎不可能存在，即使存在，在政治上也是不可行的。因此，现实世界中的政策建议各式各样，从*具吸引力但有一些缺点的，到*不理想但有一些优点的。选择总体很好但略有瑕疵的政策，比起选择总体很差但稍有亮点的政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真正的“照明”将呈现全貌，包括每种政策的所有优缺点，但当你作为一个背书人时，政界人士寻求的是“支撑”，而不是“照明”与启发。说出“另一方面”的政策缺点可能会授人以柄，对自己却毫无帮助。这种政治环境给许多学者制造了紧张的情绪，对他们来说，例外、细节和灰色地带在经济领域中司空见惯。所以大部分学者不愿在政治舞台上冒险，那些愿意冒险的人也会小心地扮演背书人的角色。用政治术语来说，他们有言论偏离党派政治主张的风险，而政界人士绝不希望看到这种事情发生。 关于这种风险，我*常举的例子发生在 1982 年：里根政府试图请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出山，这位芝加哥大学杰出的保守派经济学家刚刚获得诺贝尔奖，政府希望他能为供给经济学唱赞歌，支持里根的减税政策。他们一定认为斯蒂格勒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背书人，因为这位里根的支持者刚刚被奉为经济学界的泰斗。但当斯蒂格勒站在聚光灯下，被问及供给经济学时，这位经济学家竟然说：“这不过是个噱头，或者说是个口号。”唉！这个回答对里根没有任何帮助。我想这应该对斯蒂格勒也没什么好处。果不其然，斯蒂格勒很快就离开了政治舞台，但这并没有损害他在学术界的声望。 灯柱理论会对公众理解经济政策有好处吗？肯定不会。面对一群持对立观点的经济学家，大众很容易感到困惑，认为经济学家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后无视他们。在大选辩论中，往往获胜的是*具说服力的候选人，而不是有*佳论点的候选人。在美国，困惑的选民们有时候会为糟糕的政策打开大门。 供给经济学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并沿袭至今，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里根总统任期的早期，供给经济学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它从未脱离过经济学领域。当时，大概有 18 000 名美国经济协会的成员会告诉你，里根的减税政策根本不会刺激出足够多的新增经济活动来为减税本身买单。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的人会告诉你减税政策可以奏效，尽管我并不知道这几个人都是谁。意见“分歧”的存在就意味着，每个电视台为了保持中立都需要安排意见相左的两方经济学家来展开辩论。这并不是真正的学术层面的辩论，而是少数人在鼓吹自己站不住脚的立场。媒体依然会尽职尽责地报道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立场，所以公众总是一头雾水。 目前*重要的问题是：灯柱理论对公共政策有好处吗？答案是否定的，而且风险系数很高。在美国，公共舆论的重要性比大多数人心里认为的更加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竞选运动永远不会结束。由于国会的投票受主流观点的影响，政界人士经常进行激烈的舆论战，这一过程更像商业广告而不是林肯和道格拉斯之间的辩论——*好的说客笑到了*后。遗憾的是，*好的政策制定者碰巧也是*好的舆论创造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样看来，灯柱理论对政界人士来说似乎是有好处的，但对其他人来说则不然。不过，现在还没到下结论的时候。接下来的章节并不是为了赞美经济学家，我不会建议国家把*重要的政策制定权交给一群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理论派。除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等为数不多的例外，由经济学家提供建议、民选政界人士做出决定的分工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称之为民主。 那么问题来了：能否以某种方式来改善现状，即更多地使用经济学来指引政策，尽量少让经济学来为政策背书？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该如何实现呢？ 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探寻之旅。第 1 章的主旨是理解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之间的文明冲突到底是什么。这一章详细分析了政界人士如何以及为什么寻求支持，而经济学家则用他们的认知作为对政策的“照明”。同样地，冲突也是第 2 章和第 3 章的主题。第 2 章集中讨论了政界人士的超短期时间视野和经济学家的超长期时间视野之间的差异。第 3 章讨论了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在信息表达技巧方面的截然不同（剧透：经济学家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糟糕）。 在第 4 章中，媒体作为信息中介的作用，重点从利用经济学来获得“支撑”转向利用经济学来获得启示，这种改变对社会更加有用。我们将看到，媒体在影响着每一个人。 第 5 章和第 6 章将更详细地阐述我所说的经济学启示的真正含义。如果政界人士更好地利用经济学，那么经济政策的质量将会如何提高？ 接下来的三章讨论案例，将前六章的基本思想和结论应用到当代政策的三个主要问题上：第 7 章将讨论为什么政界人士总是在国际贸易方面产生争端，然而经济学家却意见一致；第 8 章将讨论如果政治上无法避免不平等现象，我们该如何从经济角度来缩小收入差距；第 9 章讨论单纯从政治角度出发而不考虑经济影响的做法会如何搅乱税制改革。 有些问题是要解决的，而有些问题是只能敷衍的，灯柱理论就属于后一类。政治文明和经济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如此深刻和多元，没有人可以假装能够解决它，我也不例外。因此，我会在第 10 章和第 11 章讨论如何寻找权宜之计，而不是解决办法。那么，有哪些可行的改变可以使经济建议对政界人士更有用，从而提高经济政策的质量呢？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这些扮演灯柱角色的经济学家更多地用于“支撑”而不是“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