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十讲(精)/周志文著

朱学的困境与阳明的出现 儒学本身其实是很自由的，说朱子学为禁锢也很不当。《中庸》引《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便是自由的象征。朱熹很喜欢题“鸢飞鱼跃”四字，因为它充满了活泼的意象。我们读《朱子语类》，看到朱熹的生活与思想，也是充满了自由的心灵的。朱熹注《四书》，博采众说，折中于己，不墨守，不拘泥，可见本身也是自由且开放的。后世过分地提倡与尊扬，考试又定为一尊，使得朱子学变成了权威。自元代起，朱子学又变成官方的儒学，这个“官学”造成儒学的不断扭曲，其实已非朱熹的真实面目了。 当朱子学或儒学被弄成这般光景时，就有有心人想帮儒学再找回其生命的源头活水，找回其中久失的活泼与自由，王阳明便是其中之一。他提出的意见*具体，这也便是阳明学兴起的原因。 王阳明（1472—1529），本名王守仁，字伯安。其名字，是从《论语·里仁》“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来的。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九月三十日，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今属宁波市）。 这里先解释一下阳明生死的年月问题。阳明死于嘉靖七年，以前有些人把他的生卒年定为1472—1528年，因为嘉靖七年正好是1528年，但阳明卒日是阴历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对应的是公元1529年1月9日，所以其生卒年准确的说法应为1472—1529年。 依据他的弟子钱德洪（字洪甫，号绪山，1496—1574）所编的《阳明先生年谱》，王家东晋之前是住在山东琅琊的，他们的先人王览（字玄通，206—278）曾经做过晋朝的光禄大夫，王览的曾孙就是有“书圣”名号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号谵斋，303—361）。王羲之九岁时因避北方之乱而随家迁居江南的浙江，定居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原来王阳明与王羲之是亲戚呢！不但如此，阳明的墓地，也在王羲之写《兰亭集序》的“兰亭”附近。阳明虽出生在浙江余姚（所以历史上又称“阳明学”为“姚江学派”），但他们王家在山阴一直有产业，父亲王华在世时，又把家迁居到山阴一个叫“光相坊”的地方。好在山阴与余姚相去不远，之后阳明与家人常居山阴，所以阳明与山阴的关系，似乎比与余姚更为密切。 提起阳明的父亲王华，值得好好谈一谈。从曾祖王世杰开始，王家都是读书人，可以说是个里居的读书世家，但在王华之前，名声并不显赫。到了王华，却造成了轰动，那就是王华在成化十七年（1481）参加进士考试，竟考了当年殿试的**名，中了科举的状元。这在古代，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盛事，我们看明清时的戏剧、小说，中状元岂不是人间的*高理想吗？王华竟然实现了。王华中状元的那年是三十五岁，儿子阳明十岁。 王华考了全国三年一次*高考试的**名，从此之后，固然青云直上，霄汉可期（*高职位做到南京吏部尚书），但对阳明而言，却不是幸事，因为加在阳明身上的压力也自然更大了。 阳明自小有放荡不羁的个性（《年谱》上说他是“豪迈不羁”），说他放荡不羁或许有点负面，正面的说法是，阳明是一个极为崇尚自由的人。崇尚自由的人多能开放心灵，比较不会随俗俯仰。一般认为是的，他不见得也说是；一般认为非的，他也不会人云亦云跟着说非。这种人，往往会异想天开，常对一些已被认为合理的事物兴起怀疑之思，从而否决它的合理性。简单地说，阳明是个对事总是比较好奇、比较喜欢唱反调的人，也是个会独立思考的人。 阳明十一岁的时候，随父亲王华到北京居住。当时王华因考上状元而赴京，在翰林院任翰林院撰修之职（明代状元授翰林院撰修，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他为儿子请了一位家庭教师，目的何在，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想要阳明继承他的成就，至少将来科举能有高第，不辱王家的“家声”。想不到十一岁的阳明不是很受教，一天他突然问老师：“何为**等事？”老师答：“惟读书登第耳。”登第就是金榜题名。想不到阳明立刻反驳说：“登第恐未为**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钱德洪编《年谱》载，阳明十五岁时曾登临北京附近的居庸关，便“慨然有经略天下之志”。所谓“经略天下”，就是整顿天下，即人们常说的“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当时阳明对兵法特别感兴趣，自己找了很多兵书来读，到处观察山川形势，思考军事上的防御与进攻诸事。阳明自少年对兵法保持兴趣，一生研究不辍，这跟他后来能够敉平明朝的三个“国家级”的乱事极有关联。阳明在军事上的事功，我将另辟一讲，此处不详说。可以知道的是，阳明自幼就是一个多方面发展的人，这“多方面”指的是他个人的才情与兴趣，也包括性格多元与情绪多变。一个多方面发展的人，是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界定的。 阳明对儒家之外的道教与佛教，也曾有高度的兴趣。他对道教的养生哲学曾一度入迷，十七岁时因父母之命到江西南昌迎娶（古代结婚都早，十七八岁结婚很普遍），结婚的对象是他远房表字辈的亲戚，姓诸。结婚的当天，阳明闲步到附近的道观铁柱宫，看到一个道士在里面打坐，出于好奇，便跟他攀谈起来，谈的是道教养生之道，想不到一谈就是整个晚上，连自己要进洞房的事都给忘了。第二天被妻家的人寻获，带了回去。 弘治六年（1493）起，阳明先后参加三次会试，直到弘治十二年才考上进士，当时阳明二十八岁。他考上进士虽然比父亲早，但成绩比父亲逊色，考上的不是状元。状元是进士的**名，状元的地位稍高于一般进士，而之后的出路跟一般进士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中进士已很好了，这时他父亲的心愿终于达成。但中进士并不是阳明真正的目的，因为他早就觉得读书应举，不是君子的“**等事”，他之所以应试，是因为父亲给的压力，还有就是家庭与社会的期许。 《年谱》里还有些阳明青少年时代的描述，比如说阳明在他母亲肚里怀了十四个月还生不出来，后来“祖母岑梦神人衣绯玉云中鼓吹，送儿授岑，岑惊寤，已闻啼声。祖竹轩公异之，即以云名”，所以阳明原名王云。 阳明五岁前不能言语，“一日与群儿嬉，有神僧过之曰：‘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竹轩公悟，更今名，即能言……”古人对伟大人物的诞生，总会编造些神奇的故事，这些话可能是真的，但假的居多，不可尽信。 《年谱》又记阳明二十二岁，正好是弘治六年（1493），参加春闱（古时进士考试在春天举行，故称“春闱”）下第，宰相李西涯（即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明代不设宰相，此处宰相是俗称）曾对他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阳明“悬笔立就，诸老惊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无我辈矣。’及丙辰会试，果为忌者所抑。”阳明是弘治十二年己未进士，之前两次会试均不第。屡试不第，这对古人来说并不稀罕，何况阳明只是两次没考上，是不是自己考运不济，或根本没考好，都有可能。《年谱》所记“忌者所抑”，老实说并不确凿。 《年谱》对阳明早年的记载，常有些穿凿附会的地方，这在其他年谱上也属常见，但读者还是应该有所注意。 阳明在三十五岁之前，曾当过一些初获进士名衔后“循例”该当的官，比如，在工部做过实习官员（当时叫作“观政工部”），做过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也主考过山东乡试，又担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工作的地方大都在北京。 弘治十八年（1505），阳明三十四岁，当年五月，弘治帝（明孝宗）驾崩。明朝“好”皇帝不多，但弘治帝算一个不错的皇帝，自己品格还算好，也能谦恭，会用些贤达之士，比较会听大臣的话，君臣关系颇为和谐，所以历史上曾把弘治帝当成明代的中兴之君。 可惜好景不长，继位的正德帝朱厚照年仅十五岁，极其荒淫无道，喜好畋猎骑射，爱玩又贪婪，个性喜权谋却不做正事，民间传说“游龙戏凤”（又叫“江山美人”）的故事描写的就是他的荒唐。他还在宫廷私设“豹房”，成天在里面乱来，不理朝政；不但自己荒唐，也放纵手下群小胡作非为。*有名的是宦官刘瑾专权，明目张胆地在宫中与朝中做尽坏事。刘瑾伙同一批帮他跑腿办事的爪牙，一共是八人，也都是宦官，时称“八虎”（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到处兴风作浪，为非作歹，弄得宫廷内外一片大乱。 这种朝廷大乱是由皇帝造成的，自然该由皇帝负全责。但正德帝是“天命”，除非自律，否则任谁也奈何不了他。这种个性的皇帝上台，让弘治帝留下的老臣一个个紧皱眉头，却也无法可想。明朝不设宰相，但有内阁，曾经做过先朝内阁大学士（当时也称为首辅，地位稍似宰相，但裁度的大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里）的如刘健（1433—1526）、李东阳（1447—1516）、谢迁（1449—1531）等人都上书极谏，但所上的书都到了刘瑾手里，正德帝大多没看到，即使看了，也置之不理。老臣眼见上书得不到回应，*后只有纷纷辞职归田。 当刘健、谢迁等老臣纷纷走人之后，还有一批年轻的臣子眼看国事日非，不愿沉默，也陆续上书请求皇帝改弦易辙，希望皇帝努力从政之外，不要再信任宦官，在南京做官的戴铣（？—1508）、薄彦徽（弘治九年进士，生卒年不详）、陆昆（弘治九年进士，生卒年不详）等都是其中的上书者。不料上书还未到皇帝手中，就被刘瑾等人先看到了，他们便假造皇帝的命令，把这群人抓进诏狱，每人廷杖三十，削籍为民，戴铣则被廷杖后死于狱中。 所谓“廷杖”，是命令犯案的大臣在朝廷公开接受处罚，处罚的方式是用木杖用力打他的脊背，有些大臣身体不好或年纪大了，常会被当场打死。 中国古谚有“刑不上大夫”的话，是说要给士大夫留面子，果真犯了不可宽恕的大罪，可命他自裁，但绝不可过分地羞辱他。想不到明朝竟有廷杖这种制度，极不文明不说，对吏治也有极坏的影响。 阳明因辩戴铣案得罪朝廷，被廷杖四十，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当戴铣案起的时候，阳明在北京的兵部担任一个七品的主事之职，可以说是个很小的官。但他义愤填膺，写了封信给皇帝，题目是《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其中有言谓： 君仁臣直。铣等以言为责，其言如善，自宜嘉纳；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开忠谠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在陛下不过少示惩创，非有意怒绝之也。下民无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自是而后，虽有上关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从而闻之？陛下聪明超绝，苟念及此，宁不寒心？ 标题中的“宥言官”，是指请原谅向你进谏言的人；“去权奸”，则是除去专权的奸臣的意思，所指十分明白。当然跟其他的上书一样，这篇疏文一上到朝廷就被“权奸”先看到，阳明也被逮赴诏狱，并且被廷杖四十。诏狱是直属皇帝管的大牢，是在一般司法所管辖之外的，主管是太监。还好阳明当时年轻，身体也算好，能忍受皮肉之伤。他在监狱被关了些时候，于正德二年（1507）的夏天出狱后，便被贬官为贵州龙场驿的驿丞。 阳明用了半年的时间，从北京南下，到家乡待了一阵后再奔赴贵州。当时交通不便，再加上旅途发生了不少状况，所以耽误了不少时间，《年谱》在此年有记： 先生至钱塘，瑾遣人随侦。先生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脱之。因附商船游舟山，偶遇飓风大作，一日夜至闽界。比登岸，奔山径数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纳。趋野庙，倚香案卧，盖虎穴也。夜半，虎绕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毙于虎，将收其囊，见先生方熟睡，呼始醒，惊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无恙乎？” 当然有些是传奇的描写，而这段经历，常被好事者作铺陈故事之用，加油添醋，出神入化，不可尽信，但可见出，在贬谪旅途上似有朝廷某些政治势力介入，因而意外不断，甚至险些使阳明遭遇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