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

人口， 是资源还是负担？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人口*多的国家 观察中国人口状况，从四川一个小乡场开始 俗话说，从一滴水能够看到大海，那么从一个小乡场看中国的人口状况，我们或许也能得到非常多的信息。 以民国时期四川华阳县石羊乡的人口状况为例，根据1943年人口普查数据，石羊乡全乡共有12400余人，其中女子多于男子，而且5岁以下的儿童占总人口比重*大，15~25岁的青年占总人口比重*少。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石羊乡人口的某些特点。 女子多于男子。从人口的性别比例来看，清代以来，四川人口就一直是男性多于女性，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社会中溺杀女婴的风俗。 石羊乡的男女比例不同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普遍情况，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此地溺杀女婴的风俗相对来说比较弱；二是1943年中国正在经历抗日战争，大量男性走上战场，给人口带来的可能性创伤体现在男女比例的不平衡中，从而打破了常规。 5岁以下儿童占的比例很大，说明该地区小孩子很多。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中国“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还有可能是此地在1935年之后有一个出生的高峰，这个人口出生高峰期也可能与战争期间大量人口入川有关——四川是战时接受内迁人口比较集中的省份。 有研究估计，战时，四川全省，包括成都、重庆两市，外来移民*多时有100万之巨。这些外来移民来到四川之后肯定会进行人口繁衍，从而出现生育高峰。 至于15~25岁青年比例*小，极有可能与抗战有关，大部分年轻人参军去了前线。 中国人口中，男女比例失衡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男女比例失衡，受影响*大的当然是婚姻市场上的匹配，无论是男多女少，还是女多男少，在一夫一妻制的现代中国社会，都有可能触发婚姻危机。 但在传统中国，女性不属于纳税人口，经常被排除在人口统计之外，所以计算民国以前的男女人口比例，有时候就会出现非常荒唐的结果，比如清末四川的人口统计显示，全省144个厅州县，男性人口为3139万，女性人口为1917万，性别比例高达1.63∶1，比例失调之严重令人难以置信。这只能说明统计 数据存在隐漏。 根据人口学家的研究，过去传统社会中溺杀女婴的习俗是造成女性少于男性的主因。当时人们不会把杀死亲生女婴视为谋杀。这种情况不仅在农民家庭中非常普遍，甚至在清朝皇室的低等贵族中也很常见。某些时期，低等贵族杀死女婴的可能性是高等贵族的两倍。 这种现象是婚姻市场导致的。首先，女儿出嫁需要“体面”的嫁妆；其次，女儿出嫁之后会离开父母，所以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溺杀女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在对清代杀婴的研究中，有学者研究指出溺杀女婴在长江下游*为普遍，尤以安徽、浙江、江苏为甚。 当然，这是针对普遍情况来看的，如果具体到某一个地方，女性人口多于男性可以看作是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 从石羊乡的人口特征中，可以观察到影响人口总数的重要因素。 我们在探讨人口总数的时候，不仅要对历史上的人口统计有所了解，还要对影响人口数量的重要因素做分析，比如出生率、死亡率、疾病、医疗条件、自然灾害、粮食产量、战争等等。我们从中挑选了三个相对来说较为重要的因素进行分析。 **，人口特征与王朝更替带来的战争有关。一方面，由王朝更替带来的持久战争会造成人口锐减以及人口迁移；但另外一方面，经历过战争的蹂躏，新政权在建立后，往往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通过鼓励移民的方针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土地政策，为人口的恢复提供有利条件。 第二，医疗条件的进步对人口的影响也非常大。医疗条件和技术的落后是婴儿夭折率高的主因。到了18世纪后期，消灭天花的新技术也为降低儿童的死亡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早在康熙时期，太医便为皇室设立了儿科，要求皇家所有儿童在一周岁以后都要接种天花疫苗，而且宫廷还将这种强制性的接种扩展到所有八旗子弟。到18世纪中叶，北京登记人口中的一半以上在官府设立的医馆定期接受疫苗接种。 第三，土地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也是人口增加的有利因素。从宋代引入的占城稻到元朝之后广泛传播的高粱，再到明清时期的玉米、甘薯、马铃薯和花生等新作物，都为人口增加提供了条件。这些新引进的作物对土壤的要求不高，山地和林地都可以种植，正是这些新作物的引进为骤增的人口提供了必要的粮食来源。 以上提到的是对中国人口影响较大的三种因素，这些因素的变动都会造成人口在某个时期内的增减。在了解了本节中提到的中国人口的特征后，后面会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人口迁移、人口重心南移，以及人口迁移的民间故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