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民间文化

回归民间：百年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路径 我国近代对文化研究的重视，与清末民初文化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期的启蒙主义者意识到，要改变中国落后状况实现政治理想，首要的任务是唤醒民众的觉悟。他们发现要实现这一目标，*好的方式是借助民间文艺来宣传其政治主张，启蒙民众。于是，梁启超采用弹词、歌谣和民间戏曲等通俗文艺形式编著了《爱国歌》《变法自强歌》等来宣传维新思想；章炳麟（章太炎）以歌谣形式创作《逐满歌》；秋瑾和陈天华分别借弹词的形式写作了《精卫石》《猛回头》，号召民众起来革命；陈独秀则在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刊载民歌民谣、地方戏曲和故事等大量民间文艺作品，内容大多为“伤国事、叹恶俗、兴民权”，意在“开风气，倡革命”。早期的启蒙主义者在利用民间文学的各种样式宣传其政治理想的同时，还从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方面对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笑话的社会作用以及远古文学体裁的起源等问题进行研究，如蒋观云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章炳麟的《原学》《正名杂义》，鲁迅的《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刘光汉（刘师培）的《氏族原始论》《论古学出于宗教》。他们的研究把传统的国学和新兴引进的西学结合起来，虽没有提出明确的“民间文学”的概念，却揭开了民间文学研究的序幕，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对此，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革命派著作家们注意和探索民间文学上的问题，乃至于在自己的宣传作品中，对民间文学作品多方面加以利用，这决不是学艺上个人的、一时的闲情逸致。它主要是用来充当宣扬民主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手段，一种武器。他们谈论民族祖先起源神话，谈论乐舞、民间戏剧的作用，乃至谈论撒旦的功绩、荷马的教育价值，……都不是无所为的，都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他们这种学术活动的目的，是要鼓吹民族自豪感，排斥清朝统治者，是要激起国民的自强、抗争的意识，争取自由、独立的地位。” 我国学者对包括民间文学的民间文化的真正研究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意识到要实现民主、科学的启蒙任务，必须发起一场旨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倡导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这些倡导者也意识到民间文学不仅有利于宣扬启蒙思想，也可以利用其实现文学变革。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主张。陈独秀也于1917年2月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进一步阐述了文学革命的方向，即“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这些理论框架的搭建，全部基于新的参照系。以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实利、科学的价值观代替奴隶、保守、锁国、虚文与想象的价值观，本身就意味着人生观念的转变与脱胎换骨。以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替代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于是有了从形式到内容的文学革命。何思敬（何畏）1927年在《新生》卷头语中说：“民间文学研究不从今日始，实从文学革命那一天起的。新国学运动是她的姐妹；她和新国学运动有血肉的关系。” 1918年2月，由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等人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是中国民间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他们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歌谣周刊》出版九十六期，搜集的歌谣达一万三千余首，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还出版了不少开创性的学术成果。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启蒙主义者把民间文化作为实现文学革命的任务，反对旧文学、旧思想的利器。其时的民间文艺运动，与精英知识分子的价值指向有关，他们主要是对千百年来在民间传承的、民众中有价值的生活文化进行挖掘与研究，找到合理的因素，摒弃不合理的因素，对民众进行科学和民主教育，以期达到“化大众”的启蒙目的。这个运动也扩大了民间文化的影响，为后来民间文化研究的拓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许多知识分子更是意识到民间文化在改造国民性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董作宾在《民间文艺》创刊号中指出：“我们要瞭解我们中国的民众心理，生活，语言，思想，风俗，习惯等等，不能不研究民间文艺……我们要改良社会，纠正民众的谬误的观念，指导民众以行为的标准，不能不研究民间文艺。”胡适将中国文学史视为“古文文学的末路史”和“白话文学的发达史”，认为白话文学代表未来文学的方向，指出：“中国文学史没有生气则已，稍有生气皆从民间而来。”“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 在中国现代文艺版图上，延安文艺是一种发展迅猛、影响深远的文艺现象。它以1930年代的苏区文艺和左翼文艺为源头，在气质上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保持了一致，在时间跨度上从1936年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它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成立以后的当代文艺走向。 延安时期，延安文艺工作者展开对民间文化的讨论与研究：一是延安时期的两次民族形式的讨论，均涉及这个问题；二是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对以陕北为重点关注对象的陕甘宁边区民间文化的挖掘与整理工作得到加强。 早在《讲话》前，延安文艺工作者已成立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在陕北进行民歌采风。《讲话》后，延安文艺工作者自觉下乡进行民歌采风：系统搜集整理陕北民歌、故事、民间戏曲；出版《陕北民歌选》《内蒙民歌集》《秧歌论文选集》《民间艺术和艺人》等一系列著书；成立陕北说书改进会，举办新书训练班；何其芳、艾青、周立波、张庚等人均撰写过研究秧歌剧、陕北民歌等方面的文章。 延安时期系统整理陕北民歌工作的标志是《陕北民歌选》的出版。《陕北民歌选》是《讲话》发表以后鲁迅艺术文学院（原名“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成立，1940年更名为此，简称“鲁艺”）大规模民歌采风活动的成果，由何其芳负责，张松如、程钧昌、毛星、雷汀、韩书田参加编选，1945年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这也是延安时期出版的**本民间文艺方面的书。《陕北民歌选》的编定，如民间文学研究学者刘锡诚所言，“是一项非常严肃而科学的工作，无论就积累民间文艺的材料和提供优秀文艺读物来讲，还是就我国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来讲，它都是一部难能可贵的选集”。作为正式公开出版的纸质形态产品，《陕北民歌选》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传播意义不言而喻。新中国成立后，当《陕北民歌选》由海燕出版社再版时，何其芳将其创作的包括了许多精辟见解的学术论文《论民歌》作为“代序”。《论民歌》被研究者称为“陕北采风的一篇总结和重要文献”。此外，诗人李季在三边，“从那些农民出身的区、乡干部们、从那些劳动妇女、年农民、和那些*爱歌唱的运输队员们那里，收集了近三千首‘顺天游’”，只是限于当时的战时条件未能出版。直到1950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顺天游（二千首）》。诗人严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出版了他当年在陕北、晋西北、内蒙古等地搜集的《信天游》。据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贾芝介绍，“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和鲁艺音乐系的同志们在离开延安前往东北前夕，他们把几年来搜集的材料，一一清理，核实，分类，编辑成十几本民间歌曲，以油印的形式出版，计有：陕北民歌、戏曲两本，河北民歌一本，山西民歌一本，眉户一本，道情一本，韵锣鼓一本，审录一本，器乐曲一本等”。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延安文艺工作者的成绩来之不易。这些弥足珍贵的研究着眼点在于为抗战服务，为革命文艺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讲话》被确定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成为新中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一方面，曾经在延安时期被文艺工作者挖掘并赋予新质的陕北民歌、陕北秧歌、陕北腰鼓、陕北说书等纯民间的文艺形式，随着革命胜利的脚步，逐渐走向全国，走进广场文化，走进庙堂；另一方面，在1958年的“大跃进”形势下，我国掀起了历时一年多的民歌运动，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倡导的“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的实践。民歌来自民间，拥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然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1949年至1978年），国内对延安文艺与民间文化的研究尚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有见地的，它一直匍匐在政治话语的语境之下，更多的是对党的文艺政策的不断诠释。 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我国的政治文化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政治上加大改革力度，经济上加快发展，文化上纠正了长期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学术研究也摆脱了极左思潮的束缚，呈现出一种较为宽松、宽容与宽厚的理性言说状态。但是，矫枉往往过正。一方面，新时期对极左路线的清算，矫枉过正，直接影响到对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程式化、理念化的文化状态的反正，以及对其基本指导思想的冷落；另一方面，国内的注意力集中在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上，文化上一度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学术界忙于引进与贩卖各种文化思潮，在“众语嘈杂”的状态中，延安文艺的优秀文化经验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与忽视，更不必说民间文化的优秀经验了。这期间，在一批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老延安文艺工作者的推动下，延安文艺研究出现了短暂的高潮，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延安文艺的资料整理工作，产生一批重要成果，出版了十六卷本的“延安文艺丛书”；二是展开对以延安文艺为核心的解放区文学的系统研究，出版了多部解放区文学史与区域性文学史；三是对延安文艺运动的关注，出版学术期刊《延安文艺研究》。 1990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延安文艺研究相对沉寂，出现了一个低谷时期，《延安文艺研究》停刊。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文化建设的加强，延安文艺研究迎来了学理研究的高潮，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高校与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以及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加盟，扩大了原来由解放区文学的亲历者、见证者为主要骨干的研究队伍，带来有冲击力的研究方法；二是研究的视角由原来泛义的延安文艺研究进入深层次研究；三是研究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固化的思维模式的困扰，由批评性学术走向学理性学术；四是产生了大批学理扎实、具有学术新意的研究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新时期以来由贾芝主编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艺卷》《解放区文学大系·民间文艺编》《解放区文学大系·说唱文学编》，均是国内整理出版的较为系统的关于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解放区民间文学及其研究资料的重要成果。 延安时期民间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博士论文，是华东师范大学毛巧晖的《涵化与归化——论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民间文学”》。该论文系统梳理了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民间文学演变过程及逻辑关系，在学术上颇有创见性。此后，毛巧晖又出版学术专著《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用历史描述和逻辑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辅以实地访谈与个案研究；以基本问题为视点，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进行思索与考量。大同大学文史学院石凤珍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出版的《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采用社会、文化与文学相结合的视角与方法，借鉴民族主义理论、现代化理论、知识分子理论、现代性社会理论等较新的学术资源对这一思潮进行研究”，认真梳理了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起源、流变与影响，是国内关于文艺民族形式论争*为系统的一部学术著作。 与此同时，随着海外“汉学研究热”的出现，延安文艺甚至其中的民间文艺一度成为海外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讨论的热点。 海外一些研究者理性地注意到延安时期的文艺方针与策略，民族化、大众化文艺形式所带来的效应，以及其对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作用，产生了如《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等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美国学者洪长泰的《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采用了介乎民俗学、文化史和思想史之间的方法，集历史、文学与民俗于一身，主要叙述了1918年到1937年的知识分子与民间文艺运动，研究这一运动的性质以及它的社会意义。洪长泰的《战争与大众文化：现代中国之抵抗运动》，运用思想史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解释抗战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再如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社会变革运动进行论述。日本学者直江广治的《中国民俗文化》，概述了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史，重点是从民俗研究发端至抗日战争以前，也涉及新中国成立至1960年代中期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概况。 然而遗憾的是，对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民间文化关系的系统性学术研究仍然是薄弱环节。正基于此，本书试图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以缜密的考证为依据，全面系统地梳理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民间文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