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通识--中华经典通识/詹丹著

贾宝玉：不彻底的叛逆者 作为《红楼梦》的男一号，围绕他的争议，从书里延伸到了书外。 有人说他是“新人”，有人说他是“多余的人”；有人说他是传统社会的叛逆者，又有人说他算不得真正的叛逆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对社会制度怀有某些不满而又不能脱离其贵族阶层的人；有人认为他对女性的悲剧命运有共情体验，能够平等对待女性、关心女性，也有人认为他关心女性多，带来的祸害也多，而且能量极低，对她们的不幸缩手无策，*后得出结论：暖男的爱不过如此。诸如此类的众说纷纭，都或多或少揭示了其形象的某个侧面，也正说明他是小说中*复杂的立体人物之一。 导致其形象复杂的原因，一方面是他承担了小说的多种功能，在出任作品一号男角外，还作为勾连主要情节发展的线索性人物，以及作为另一个叙述者通灵宝玉的携带者进入贾府，既把自己，也把他人的命运投射到读者面前，是脂砚斋所谓“通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的枢纽性人物。另一方面，从作者定位的人物角色本身看，贾宝玉拒绝走科举功名之路，反对等级森严的以男性主子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努力着要从传统的人生价值观中挣脱出来，而又没有全新的道路可以让他去走，这样，他行为的古怪乖张、不近人情，或者有时又流露出虚无主义的消极念头，也是可以理解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塑造这一人物，让传统思想暴露的矛盾在其内心深处全面展开时，是写实和象征手法兼而用之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理解这一人物复杂性的难度。 比如，他与黛玉的恋情，他对女孩子体贴入微的关心，常常表现出一定的理想色彩，但这种理想色彩，又是以贾宝玉低龄化的儿戏状态表现出来的。之所以这么处理，是因为只有这样写，贾宝玉才能找到他的生存空间，他的言行才会被恪守礼法的家长所忽视，不会被当作有严重问题的事件来加以阻拦。而反过来说，也正因为可作为儿戏畅通无阻，也就不会得到严肃的对待，这样，其正面的思想力量，也很难对他人和社会构成一种冲击。 总之，贾宝玉归根结底还是依存于他所反对的那个世界，或者说，他对他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反对归根结底是不彻底的。就像吴组缃在《论贾宝玉典型形象》的结尾，用一个故事喻示了这种不彻底性。 我们知道有一个民间故事：一个樵夫，坐在树枝丫上面，用斧子砍他所坐的那枝丫；他所要砍掉的，正是他赖以托身的。 所以，贾宝玉*终不得不以遁入空门的逃避方式，走向了一个虚无的世界。不过，与其几乎一体化的通灵宝玉回归大荒山，还有和青埂（情根）峰的对峙，包括石头留下的“大旨谈情”的文字，暗示虚无中也有着不虚无的面向，而不是像有些学者认为的，贾宝玉*终成了完全没有担当的逍遥者。 甄宝玉：贾宝玉的现实性存在 《红楼梦》中，因为“甄”“贾”谐音“真”“假”，延伸出基本的两组人物对应：甄士隐和贾雨村，甄宝玉和贾宝玉。如同甄士隐的退场烘托贾雨村上场，甄宝玉的出现主要也是对贾宝玉起烘托作用，凸显贾宝玉的特殊价值。 甄宝玉*先出现，是在冷子兴说及京城里的贵公子贾宝玉性情怪癖，对女孩子特别亲近时。贾雨村为了反驳冷子兴的论调，用江南甄家的甄宝玉来说明这种怪人并非个别。贾雨村甚至还盘点古今人物，对此类“聪俊灵秀”和“乖僻邪谬”合为一体的怪人，梳理出一个谱系，从空间的南北和时间的古今两方面，证明了此类人物的出现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这样的盘点，倒不是说贾宝玉这样的形象没有独特性，而是说明，再独到的人物形象也有其文化因袭和交互影响的一面，而并非是从石头缝中蹦出来的。 当然，甄宝玉真正的出场是在第五十六回，因为甄家女人来贾府请安，见到贾宝玉后，谈及甄宝玉与其十分相像，让贾宝玉梦到江南甄家，在后花园中见到了被女孩围着的甄宝玉，而自己作为男儿身，遭到了对方的臭骂。奇妙的是，当时甄宝玉也正做梦到了京城，见到了贾宝玉。他们彼此出现在对方的梦中，成了梦中梦的一场相遇，并且互相叫唤宝玉。 更奇妙的是，当贾宝玉在梦中叫唤另一个宝玉而醒来时，却发现自己正对着自己镜中的影子而入睡，这样，梦中的另一个形象，似乎又跟现实中的影子衔接起来了。有人认为这是作者的游戏笔墨，恐怕未必。因为恰恰是在梦中，自我被另一个宝玉所否定、所鄙视，才把宝玉日常直面自己时较少写到的那种自我焦虑和紧张显露了出来。 甄宝玉，与其说他是在外部世界烘托了贾宝玉的存在，毋宁说在内部折射了贾宝玉的心理世界的复杂。程高本的后四十回写甄宝玉面对贾宝玉大谈经济之道，也许倒是顺着前八十回的贾宝玉内心逻辑，推演出的一种可能的内心对立，就这一点而言，其形象是有所深化的。而脂评透露的后来贾宝玉失去的通灵宝玉由甄宝玉来归还的情节，在程高本后四十回中没有出现。 王熙凤：小胜利积攒大失败 虽然在金陵十二钗正册中，王熙凤排在较后，但如前所述，那是以跟贾宝玉情感关系的亲疏来排列的。如果从整部小说的重要性着眼，王熙凤无疑是仅次于贾宝玉的重要人物。有人认为，这一形象的立体、复杂和深刻程度，甚至超过了贾宝玉。 林黛玉进贾府，虽然写了与许多人见面，但着意渲染的，却是贾宝玉和王熙凤的亮相。小说给了两人*详尽的描写，而王熙凤笑声不断地*后赶来，正凸显了她与众不同的地位。后来，宝玉进入秦可卿房间午睡做梦，梦中与可卿成婚，虽然此梦中的可卿未必就是现实中的秦可卿，但两者之间有联系，秦可卿成为宝玉春梦的由头，是没有疑问的；而秦可卿去世前，又托梦给王熙凤献计献策来整治颓败的家族。王蒙由此认为，这是贾宝玉开启的情梦和王熙凤延伸出的政梦两条线索在小说开始部分的形象体现。 王熙凤治理家族事务的能力在协理宁国府时得到了充分体现，而平时为人的幽默机智、反应敏捷以及做事心狠手辣、不留情面等，都给人留下过深刻印象。她虽然在贾府如鱼得水、心想事成，但也有她根本的局限：其一是极端自私，其二是好虚荣，其三是没文化。因为自私，贪财贪利，不肯让利于人，所以为自己树立了不少敌人。因为虚荣，所以禁不起别人的挑唆。在弄权铁槛寺时，老尼挑唆她揽事给报酬，她却拒绝说不差钱，只是当老尼假意叹息说别人会误以为她没本事时，才把她那一点可怜的虚荣心挑逗出来。而因为没文化，所以就不能有长远的眼光来下大判断。有人说，她的才干、聪明都表现出“是战术家而不是战略家”，所以每一次跟别人的较量似乎都以她的胜利收场，但这种暂时的胜利，都是为将来的大失败埋下祸根，是小胜利积攒起了*后的大失败。 小说写了王熙凤的才干、聪明、风趣等方面，也写了她干下的不少坏事。作者欣赏她的同时，也对她有所指责，但总体倾向还是对其不幸的命运抱同情态度的。因为作为传统社会的一个女性，再能干强悍，丈夫、婆婆等对其永远有着一票否决权。所以在作者第五回写下的关于她的判词中，“一从二令三人木”暗示了她*终被休掉的结局。女性在那种宗法等级制度下的无力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林黛玉与薛宝钗：一人分得诗，一人分得礼 围绕着林黛玉与薛宝钗，从清代以来就有所谓拥林还是拥薛之争。作者似乎也有意识让读者进行比较分析，所以把两人的判词置于一幅册页中，还让宝玉似乎一度为在两人中难以取舍而迷惑，干脆让两人在梦中合二为一，作为“兼美”而做了宝玉的妻子。所以，有人就认为，梦中有此“兼美”形象，反映的是宝玉内心深处的兼爱意识。 俞平伯虽然也有“黛钗合一”的观点，但两人的区别却又是实实在在的：林黛玉做人偏于感性、偏于感情、偏于悲观、偏于心直口快、偏于剑拔弩张、偏于四面出击不回避冲突；薛宝钗做人偏于理性、偏于实惠、偏于乐观、偏于含蓄内敛、偏于温柔敦厚、偏于广结善缘以和为贵。 同为才女，作者强调林黛玉的是她的才气，薛宝钗则是突出她的学问和见识。所以在元妃省亲时，两人都出手帮助了写诗时才思枯竭的宝玉，但黛玉是直接用写成的诗来帮助他，而宝钗则用典故来帮助。 同样擅长写诗，林黛玉独自一人时也会吟诗，但薛宝钗几乎都是在群体活动时才写诗。因为对林黛玉来说，诗是有感而发；而对薛宝钗来说，诗是一种社交活动。也正因为这一点，王昆仑会说，林黛玉在作诗，薛宝钗在做人。或者说，诗礼之家，林黛玉分得了诗，薛宝钗代表了礼。 同样有附带之物的对峙，比如草木和金锁。但草木是先天的，是和林黛玉生命为一体的；而金锁是外在的，是附加在薛宝钗身上的。所以，前者自然，后者人工；前者质朴，后者雕琢。 同样是需要常服药物来调理身体，林黛玉服用的是人参养荣丸，看似名贵，却在贵族之家配制起来甚为方便；薛宝钗服用的是冷香丸，虽可以从自然中取材，但对自然条件的要求却极为苛刻，由此也暗示了薛宝钗为人并不随和的一个常被人忽视的侧面。 让贾宝玉、也让读者惊讶的是，林黛玉和薛宝钗本应该是情敌，居然会成为好朋友，这是为什么？ 有学者还写文章专门讨论了此问题，认为这是因为林黛玉从贾宝玉处、薛宝钗从贾宝玉的家长处得到了各自需要的保证，所以二人都放心了，也就没有必要再争执。这样的分析看似揭示了黛玉和宝钗的不同婚恋观，但还是有问题。关键是，薛宝钗并没有参与到这场似乎是现代三角恋爱的竞争中，在她的意识中，她恪守着传统礼仪，她是不会也不应该主动参与到这样的竞争中的。尽管她也许会默认金玉姻缘之说，并且还有一点小得意，但她不会主动去追求对方，更不会因此而跟黛玉争风吃醋。“解铃还须系铃人”，争执本来就起因于林黛玉的多心，并不时对宝钗主动出击。当林黛玉从宝玉处得到放心的保证，并深信这一点时，自然就和宝钗和解了。 认为宝玉和黛、钗间有三角恋爱式的竞争关系，也是根据程本后四十回中设计宝钗大婚与黛玉奄奄一息构成对比关系而回溯的想象。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在曹雪芹的原有构思中，并没有这样戏剧性对比的一幕，黛玉是在贾府遭难贾宝玉出走躲祸而为其担忧中泪尽而亡的。贾宝玉后来虽然也娶了宝钗，但生活的困顿和痛失爱人的打击，以及无法得到宝钗的理解，终于使他不管不顾地出家为僧。虽然关于薛宝钗后来的命运不幸有种种的推论，但都属一家之言，这里不予讨论。这样一个恪守传统礼仪的贵族女子*终也未能过上幸福生活，其实是作者在不自觉中写出了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