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900—1700)

我们有意将本书写成一本“革命性”的书，不过从另一些方面来看，它其实也是非常合乎传统的。本书的革命性在于：我们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分析框架，然后运用这个框架考察和解释了西方世界兴起的过程，这个框架是与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一致的，并且与之互为补充。为了让那些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也能理解本书（并希望他们觉得本书很有意思），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同时力求做到清晰明了、简单直接。 之所以说本书是合乎传统的，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是以许多先行者的开拓性研究为基础的。经济史这个领域的学者应该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我们从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卡洛·西波拉（Carlo Cipolla）、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约翰·U.内夫（John U. Nef）、M.M.波斯坦（M. M. Postan）、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等经济史学家的研究中，以及波洛克（Pollock）、梅特兰（Maitland）和斯塔布斯（Stubbs）等对古典法律和宪法制度的研究中受益匪浅。 我们应当强调的是，本书是一项解释性研究，是一个扩展版的解释性纲要，而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史著作。它所提供的，既不是详尽无遗的标准经济史研究，也不是对新经济史学理论的准确的实证检验。本书的目标在于为欧洲经济史研究提出若干新的路径，而不在意是否符合以上任何一种研究的标准“格式”（formats），或者更准确地说，本书其实只是给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本书能够出版，我们要感谢的人非常多，但是在这里只能列出其中一些人的名字。长期以来，我们经常就许多问题去请教我们的同事，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忍受着我们的“骚扰”，特别是张五常，在我们提出理论框架方面他给予了大力帮助；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把他即将出版的关于法国财政史的著作的手稿借给了我们；戴维·赫利希（David Herlihy）和M.M.波斯坦阅读了本书**篇和第二篇的早期手稿，并给出了详尽的建议和批评意见；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和克莱德·里德（Clyde Reed）不仅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帮助，而且提出了有益的批评性评论。*后还要感谢多所大学的许多读者，他们听过我们关于本书的理论框架部分的报告。本书无论有什么价值，都要感谢所有这些人的帮助，但是本书的任何缺点都由我们两个人负责。 感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提供的资助，使我们得以完成本书。国家科学基金会对我们的研究一直非常关注并提供了连续的支持，对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此外，还要特别要感谢玛丽恩·伊姆波拉（Marion Impola），她设法将我们的句式复杂、难以理解的文字加工成了有很高可读性的完全合乎文法的优雅散文；我们还要感谢乔安妮·奥尔森（Joanne Olson），她也在这个方面付出了很多心血。 为了提高本书的连贯性和可读性，我们将各章的资料来源做成了一份总的参考文献，放在全书*后，在正文中只对直接引文和需要解释的地方加了很少的几个脚注。希望采用这种做法不会冒犯本书引用过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