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基础(第3版科学出版社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

**章 绪论 中医药学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独*理论和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 中医药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独*的理论体系，凝聚着中华民族防病治病的丰富经验，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千百年来，中医药学为中华民族的保健事业和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又在世界人民的医疗保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医药学是以气、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为理论核心，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因此，中医药学的学科属性是以自然科学为主干，具有浓厚的人文社会科学底蕴，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综合性医药学科学。 **节 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不断地同自然灾害、疾病等作斗争，逐步地认识了生命活动和疾病过程，掌握了养生保健、防治疾病的各种方法，积累了大量的医药知识。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医药知识的丰富积累，逐渐将实践经验从理论高度进行反复而系统地总结，从而产生了中医药学理论。 一、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形成于先秦两汉时期。在当时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结合其他自然科学知识，对医药实践进行理论提升和系统总结。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形成标志是《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医学专著的相继问世，为后世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条件 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条件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1.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国社会经历着急剧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迅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种学术流派相继产生，呈现一派浓郁的文化氛围，影响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如道家倡导顺应自然、全性保真的理念；儒家强调仁义精诚、天人合一、贵和尚中的思维；以及兵家提出修道保法、谋略多变的观点等，在中医药养生保健、医德医术、治则治法等理论的构建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当时推崇的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思想，对世界的本原和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作了深刻的揭示，对认识人的生命起始和发展演变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方法和说理工具。 2.科学技术的密切结合 科学技术历来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时期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及其他自然科学技术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天文学为中医药学提供了宇宙观的背景，使之创立了人与天地息息相关的整体医药学模式，结合所生存的外界环境来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防治疾病的规律。气象学、地理学的相关知识融入中医药学，探讨不同的四时气候变化和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命活动的影响，以指导临床的诊断和治疗。农业生产对中医药学*显著的影响和作用之一是在药物学方面，当时所用药物多以草木为主，动物及矿物类药物只占很小比例，如《神农本草经》收载的365种药物中，植物类药物就有252种。可见，古代自然科学知识与医药学的高度结合，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形成提供了丰厚的科学技术基础。 3.医药实践的系统总结 古代医家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观察人的生命活动现象和大量的医疗实践，逐步地认识到人的生理病理规律，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如殷商时期，已发明了酒和汤液；西周时期，为部分疾病确立了专门的病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针灸和药物治疗已成为医生治病的常用方法，并涌现出一批如扁鹊等具有精湛医术的专职医生，从而使医药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不少医家将多年的医疗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医著《五十二病方》，记载了103个病名，247种药物，283首方剂。还有《易经》《诗经》《左传》等著作中，也记载了许多有关医药学的知识与实例。这些都表明当时的人们对疾病已有相当深刻而广泛的理解，医药实践资料已极为丰富，从而为中医药学规律的总结、理论体系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是四部医学典籍的先后问世。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早的一部典籍，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该书对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整理，结合当时自然科学技术的一些重要成果，运用精气、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思想，系统阐述了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因病机，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还涉及心理学、时间医学、地理医学、气象医学及医德修养等方面的内容，构建了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是中医学独*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和源泉。《内经》的产生，标志着祖国医学已从单纯的经验积累发展到了系统理论总结的阶段，书中的许多认识也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的科学水平。在疾病的防治上，特别强调防重于治，提出了“治未病”的观点，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素问？疏五过论》《素问？征四失论》专篇讨论了从事医药人员的职业素养和道德规范，提出诊病“四德”，批评了从事医药人员精神不专与学业不精所造成的过失，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难经》是继《内经》之后的一部医学经典著作，成书于汉代。全书以阐明《内经》要旨为主，用问答的形式进一步探讨了脏腑、经络、病证、诊断、治疗等各方面的医学道理，内容简要，辨析精辟，补充了《内经》的不足。尤其是在脉学上的阐述独具特色，完善了《内经》诊脉“独取寸口”的诊断方法，至今仍为临床所习用。 《伤寒杂病论》为东汉末年张仲景所撰写，后世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伤寒论》以诊治外感热病为主，确立了六经辨证论治的纲领；《金匮要略》以诊治内伤杂病为主，对脏腑疾病的病因、病机、证候、诊法、治疗等都作了较详尽的论述，理、法、方、药完整精当。《伤寒杂病论》共记载40多种病证，262首方剂，故称为“经方之祖”。在《伤寒论？自序》中，张仲景立志解除百姓疾苦“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表现了中医药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后世尊称张仲景为“医圣”。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早的药物学专著，集东汉以前药物学研究之大成，共收录365种药物，按照养生、药物性能功效、有无毒性分成上、中、下三品：上品药无毒，主益气、养生；中品药有毒或无毒，主治病、补虚；下品药有毒，主除病邪、破积聚。书中将药物分为寒热温凉四性，酸甘辛苦咸五味，并完善了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与七情和合的理论，对后世中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自汉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医药学家从基础理论、临床研究、方药知识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 1.魏晋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这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医学的学科分化日趋成熟而发展迅速，不仅有脉学、针灸学、妇科学、儿科学、外科学等方面的专著，还出现了《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等综合性医著以及《新修本草》官修药典。 《脉经》为晋代王叔和所著，是我国**部脉学专著。首次从基础理论到临床运用对中医脉学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书中发展了《难经》的寸口诊法，提出脏腑于寸关尺三部定位的原则，详述了浮、沉、迟、数等24种脉象各自的形状、辨认特点、应指感觉及所主疾病等，并强调脉证合参，使脉学在诊断疾病方面更科学规范。 《针灸甲乙经》为晋代皇甫谧编撰，是我国**部针灸学专著。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藏象、经络、腧穴、标本、刺法、诊法、病证、治法等内容，集魏晋前针灸经络理论之大成，对中医针灸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为晋代葛洪所著，是我国**部临床急症著作。全书总结东晋以前的中医急症救治成就，具有很高的医药学史料价值。书中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以治寒热病及各种疟疾的记载。屠呦呦受此启发成功提取青蒿素，为全世界防治疟疾作出重大贡献，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在获奖感言中说道：“青蒿素是中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 《雷公炮炙论》为南北朝时期雷敩所著，为我国**部的中药炮制学专著。**次系统总结前人的中药炮制技术和经验，奠定了中药炮制学之基础。原载药物300种，每药先述药材性状及与易混品种区别要点，别其真伪优劣，也是中药鉴定学之重要文献。原书早佚，其内容散见于《证类本草》《雷公炮炙药性赋解》《本草纲目》等书中。现代中医文献学家尚志钧所辑《雷公炮炙论》，计收载原书药物288种，校注详尽。 《诸病源候论》为隋唐时期巢元方所著，是我国**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全书记载了1729种病候，涵盖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各科，对每一病证的发病原因、病机变化和主要症状都作了具体的描述。 《备急千金要方》为唐代名医孙思邈编著，是我国**部医学百科全书。书中阐述了前人主要的医学理论及诊法、方剂、治法、养生等内容，尤其在为医之道德准则方面提出“大医精诚”等许多精辟的见解，对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为唐代苏敬等人奉敕编撰，是世界上**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全书收药850种，正文记述各药性味、主治及用法；图经部分是药物的形态、采集及炮制，系统总结了唐以前的药物学成就，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标志着中国药物学更向前发展，在海外流传广泛。 2.宋金元时期 两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药学史上成效卓著，影响深远的一个时期。当时医学领域的学术争鸣十分活跃，不少医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有力地推动了中医学理论的迅速发展和不断创新。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为宋代陈无择著，详细地阐述了“三因致病说”，把各种复杂的致病因素归纳为三大类，即外感六淫为外因，内伤七情为内因，其他饮食所伤、跌打损伤、虫兽所伤等为不内外因，从而发展了《内经》及《金匮要略》的病因理论，使中医的病因学理论更加系统化。 宋代，由于政府的关注与重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进步与推广等因素，促使中药学研究和编纂工作空前繁荣，由政府主持修纂、国家颁布的中药学著作，具有类似于药典的性质，是我国中药学发展到新高度的鲜明标志。 《太平圣惠方》为北宋王怀隐等人奉敕编撰，为我国现存公元10世纪以前*大的官修方书。全书100卷，分1670门，载方16834首。每方列主治、药物及炮制、剂量、服法、禁忌等。本书录方宏富，因证设方，药随方施，理法方药兼收并蓄，堪称“经方之渊薮”（《经籍访古志补遗》）。临床各科多有阐发，如外科辨别痈疽之五善、七恶，为后世树立规范；儿科论急、慢惊风，为儿科著作中*早所见；眼科所载针拨内障术之全过程与注意事项，更为切实详尽。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和剂局方》）为宋代太医局编撰，为我国**部官修中成药典。全书10卷，分为临床各科共14门，载方788首。所收成方为民间常用的有效中药方剂，记述了其主治、配伍、药物炮制及制剂用法，是一部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临床方书。所载方剂至今仍广泛用于临床。《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为宋代唐慎微所著，为宋代本草集大成之作。全书共30卷，载药1746种。书中参引经史百家典籍300余种，辑众多医方，各注出处，其资料之富、内容之广、体例之严，对后世中药学发展影响深远，弥足珍贵。在宋代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经医官文晟等重修之后，被作为官定本而刊行，遂改名为《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其后经2次修订，1249年由元代张存惠进行增订，更名为《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金元时期涌现的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中，*具代表性的是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后人尊称为“金元四大家”。 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