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谎:公共与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

近年来，随着新闻里层出不穷的谎言、骗局和掩饰，人们会很自然地怀疑是否欺骗正在整个社会愈演愈烈，并怀念起更诚信的旧时光。在越战和水门事件的余波中写下《谎言》的我不得不承认，彼时错综复杂的欺骗与保密之网已被超越，尽管后果尚不明朗。估测谎言水平与估测身高体重完全是两回事。鉴于从未被揭穿的谎言所占的比例，半真半假的灰色地带，自我欺骗和伪善，再加上那些谎话连篇的人阻止探究其态度的动机，想对目前社会中层出不穷的欺骗做出评估绝非易事。 但回顾过往，我们无疑可以更容易地看出欺骗水平的变化：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经历了严重程度不同的政治腐败、税务欺诈、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默许的谎话，以及人们私生活中接受的各种谎言。但不管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如何，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接触到的谎言比以往多得多。无论政客或律师的“人均”说谎次数是否比以前更多，事实是，我们意识到的谎言更多了。虽然这些行业中过去也可能存在欺骗行为，但公众不能像如今这样实际观察到。多亏了媒体的全球化，公众如今可以在**时间获知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欺诈、腐败，这些行为越是肮脏无耻、越是令人瞠目结舌，就越有“新闻价值”。 就在不少大众媒体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谣言、丑闻和欺诈行为上的同时，也有媒体关注了社会向更诚信、更负责的行为方式的转变。例如，近几十年来，社会上对危重病患和临终者说谎的传统做法有了很大的改变。除非病人确实能行使对自身状况充分知情的权利，否则所谓按其心愿而拒绝手术和延长生命措施的权利显然只是空谈。类似的，人们在领养、婚外生育、宗教信仰、性取向问题上的态度也更加开放。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在性问题上撒谎是很自然的，因此也比其他谎言更合理。但随着性虐待受害者的觉醒，以及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肆虐，这个看法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美国政界，鉴于公众对带有欺骗性质的攻击性广告和抹黑战术的反感，不少州政府建议公职竞选人签署协议，不使用含沙射影、虚假指控的手段。南非、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国的真相委员会终于揭开了尘封数十载的关于刑讯、屠杀、“失踪人口”和其他恶行的秘密。 一方面是要求更大的诚信，另一方面则主张给予欺骗行为更广泛的合法性，二者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无论媒体站在哪一方的立场，对欺骗行为的片面关注势必会让人们觉得欺骗行为正愈演愈烈。但不管这种看法有多么普遍，都不应阻挠扭转现状的努力。 此外，我们更要注意，不应让这种想法影响人们的立场，左右人们对生活中遇到的谎言的态度。无论欺骗行为是否会在社会里越来越普遍，诚信与说谎间的道德冲突亘古未变，也始终挑战着我们每个个体和群体。一个人在考虑想成为怎样的人，希望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时，他真实的想法永远是*重要的。 从小到大，我们渐渐明白了什么叫撒谎，什么是受骗。我们开始意识到谎言能带来的力量，也感受到撒谎比澄清容易得多。每个人都会犯此类错误，但选择使用欺骗方式待人接物则是另一回事。人们在权衡谎言时*大的误判就是在孤立的情境下估算利弊，如果觉得收益似乎大于成本，就会倾向于说谎。这种做法有可能让他们对谎言给自身诚信和尊严造成的损害视而不见，并置他人于危险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寻求个体的道德选择，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时期公众对欺骗行径的态度。在公众眼中，它们是表率还是警诫，是令人兴奋、值得模仿的例子，还是说谎者损人损己、危害脆弱的社会信任的反面典型？无论是哪种，这些例子本身就有一股力量。正如拉·罗什福科（LaRochefoucauld）所说，“没有什么能比榜样更具感染力。大善大恶，都会给他人带来同样强烈的影响。” 若有人问，我们能从如今的这些谎言案例中得到什么教训，那就是：对欺骗抑或诚实的道德选择进行真诚的、清晰的公开辩论至关重要。就此而言，我没有理由收回在**版中表达的希望进行更多讨论的愿望。因为虽然有大量关于谎言的传闻和指控，以及敷衍了事的花言巧语，但自我**次写下这个主题以来，也出现了可供严肃讨论的资源和空间。 20年前，我固然可以借鉴数世纪以来哲学家、神学家和其他人对谎言与真诚的伦理讨论，但当时的同代思想家极少触及这个主题。如果放在今天来写这本书，我可以找出很多近期的、缜密的分析。道德理论课程重新开始关注这些问题，给出了高质量的文本和案例材料，一如几个世纪前那样。实践道德或应用道德各领域的教学计划，很多在我**次写作本书时尚不存在，如今则涉及了各行各业的欺骗行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已经探讨了欺骗和背叛行为的制度成本。心理学家研究了欺骗的各种变体，以及从声音或面部表情判断一个人是否在说谎的难度。神经科学的进步则令人们对自我欺骗、记忆扭曲和丧失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我很庆幸，在过去几十年中，能把当代人对诚实与欺骗的这些更广泛、往往也更深入的讨论纳入到自己的写作中。我的结论依旧是我在《说谎》的*后几句里所说的：“信任和诚实是无价之宝，但打破容易重建难。唯有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它们才能茁壮成长。” 话虽如此，如果是今天来写这本书，我仍会希望增加一些话题，以更好地阐述人们说谎时的动机，以及相关的论点和定义。**个话题是“虚构”（confabulation）——这是一个精神病学术语，近期才进入人们的视野，故而很多主流辞典尚未收录。这个词曾有扎堆聊天的意思，但现在用来指称因患阿尔茨海默病或其他精神、神经类疾病而造成脑损伤的人所讲的故事。这些人可能会泰然自若地为自己的生活编造一些虚假的故事，且坚信自己所言千真万确。因此，不能认为他们在说谎或进行任何形式的欺骗。但同时，由于他们的陈述明显背离事实，因此他们的故事也谈不上任何真实性。这个例子表明，就诚实与欺骗而言，单考虑陈述者的意图并不能完全概括不同选择的道德层面。有一大类陈述，言说者并无欺骗意图，但从中却绝对无法引出真诚的交流。在讨论这一类陈述时，还必须考虑除欺骗意图之外所有可能使交流失真的因素。当人们信以为真地表述虚假信息时，可能是因为疲惫、差错、不了解情况、词不达意、神志不清或被他人蒙蔽，但只要他们并非有意误导任何人，其行为就不能算欺骗。他们的陈述可能不实，但没有故意说假话。如果信息的传递经过了中间媒介，比如通过流言八卦或媒体，则可能会进一步被扭曲。同样，在接收端，类似的原因以及诸如听力障碍等其他因素也会造成影响，结果，在信息发出者和传递者并无过错的情况下，接收者却*终受骗。 第二个概念是病理性或强迫性说谎。病理性说谎之于其他各种类型的说谎，就像盗窃癖之于偷窃。这种病理性说谎*极端的形式叫作“幻想性谎言癖”（Pseudologiafantastica），“说谎者会讲述现在和过去生活中的故事”5。考量是否可以说谎的道德选择时，也必须考虑到这种强迫性案例，以及该病症对一个人生活的控制。为此，我希望解释一下先前关于一个谎言何以往往带出更多谎言，以及一个谎言“需要用另一个谎言去掩盖，否则就会穿帮”的观点。 第三个概念，“欺骗的喜悦”，解释了欺骗的一系列愉悦的动机，包括说谎行为可能带来的兴奋、诱惑和挑战。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PaulEkman）认为，这个术语指的是说谎能够带来的所有积极感受，从误导朋友上当引发的快感，到冒着在外人看来毫无必要的被揭穿的风险说谎而获得的兴奋感。“无论是预见到挑战，还是在说谎的那一刻，甚至还不能确定是否有人相信时，说谎者都会感到兴奋。随后，说谎者会体会到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会为自己的成功而骄傲，或者对受骗者产生一种沾沾自喜的蔑视。” 第四个概念叫“事实倾销”（truth-dumping），它有助于驳斥对说实话和说谎的简单化论证。这个概念是由精神病学家威尔·盖林（WillGaylin）提出的，指出了冷冰冰的、不必要的或无情的真话可能造成的伤害。7那些劈头盖脸责骂孩子的父母，板着脸数落对方缺点的配偶，用残酷的消息令毫无心理准备的病人震惊不已的唐突的医护人员，他们说的可能都是实话，但却违背了尊重、关心他人的基本标准。主张对说谎行为应该更宽容的人们有时会问，如果我们一直说真话，只说真话，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审慎而明智的谎言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假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撒谎，要么不停地、毫无保留地说真话。 然而这个假设过于干瘪，没有留下任何自由裁量的余地，没有考虑到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辨别何为伤害的能力。8学会像对待成人那样尊重儿童，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要学会各种既真诚又不“倾销事实”的处事方法。然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如何定义谎言的问题。对此，我也想在二十年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9人们似乎经常在某人是否就某件事说谎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对说谎的定义大相径庭，而且往往缺乏公开讨论，因此无法进行比较和批判性地审视。我把谎言定义为“任何故意陈述出的欺骗性信息”，从属于故意以作为或不作为、陈述或不陈述的方式误导他人的欺骗行为的范畴。我将这个定义与其他人的定义进行了比较，相比之下，有些更宽泛，有些更狭义。我认为，无论哪种都未尝不可，“只要人们保有对故意误导言论进行道德评价的特权，不管这些言论是否属于谎言的范畴”。但有一个定义，我只在脚注中提到，却很常见。这个定义非常宽泛，甚至将所有欺骗，无论是否涉及任何形式的陈述，一概视为谎言。于是，我们屡屡在媒体上看到惊人的说法，称一般人每天要说十次、二十次、一百次谎话。鉴于不少人一天中很少说话，更不用说有意误导他人，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我查证了这些所谓谎言的内容，结果意识到，原来被归入谎言的远不止陈述，还包括一切带有误导性的手势或表情，甚至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