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1843-2015-香港政制发展历程(九品)

　　《香港政制发展历程（1843—2015）》：　　有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在英方改变对华政策的情况下，英方作为一张牌打出的“新机场建设”，为何*终能达成谅解并予以解决呢？　　可能正因为这张牌综合性太强，涉及经济、政治、金融和香港过渡时期事务以及未来特区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多种矛盾纠结在一起，各种因素相互制约，反而有可能找到一条出路。　　同英方这个时候打出的其他牌不同，中英双方的决策层都认同香港迫切需要另建一个新机场。这是能解决新机场建设问题的大前提。　　英国撤离香港前所余历年财政结余，是香港纳税人的血汗钱，从理论上讲，“九七”后不能随英国人的撤离而带往英国，当然，英国也不可能将之全部留在香港，一定会尽可能消耗掉。在赤缀角建新机场，是用尽财储的*好出路。众所周知，搞大型建筑，容易把一个人的名字长期保存下来。在港英看来，庞大的、现代化的赤缀角机场具有象征性意义，可以使其影响得以长久地保留。　　从中方的角度讲，如果不把这笔财储用在香港急需的机场建设项目上，港英也可能用这笔钱大派福利，以另一种形式实现“光荣撤退”的战略部署，这将给未来的特区政府形成难题。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不让新机场快点建起来，可能又会出现人们*不想看到的景象：钱用得差不多了，机场未按期完工，成了半拉子工程，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造成巨大浪费，亦不可取。　　当新机场建设问题摆在中英面前时，双方的关注点是不同的：中方关注的是建新机场不能不讲成本效益，将财政积累花光用尽，并使未来特区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影响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英方关注的是中方能否借此机会参与此事，在“九七”前干预英国的行政管理，冲击港英的管治权，使港英政府成为“跛脚鸭”政府。明了了彼此的关注点，只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顾及彼此的关注，合法、合理、合情地予以处置，新机场建设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备忘录》的成功之处，就是紧紧围绕新机场建设，列出技术上务实的规定，来满足中英双方的关注。　　关于中方的关注点，《备忘录》载明：“机场项目应符合成本效益，而且在1997年6月30日以后不应在财政上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造成负担。”由于新机场建设是一个跨越“九七”的项目，必然涉及未来特区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英方不能单方面做出决定。《备忘录》为此做出规定：“关于跨越1997年6月30日的与机场项目有关的重要事宜，中英两国政府将本着合作的精神并根据《中英联合声明》进行磋商。”并规定了磋商机构（成立一个由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领导的机场委员会，中英双方成员人数相等）、途径、具体项目和目标。关于财务安排及其运作问题，《备忘录》规定：“港英政府在安排财政计划时，将以于1997年6月30日留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使用的财政储备不少于250亿港元为坚定目标。”“如果在1997年6月30日以后偿还的债务总额不超过50亿港元，港英政府将根据需要自行举债，并通报中国政府。超出50亿港元总额的举债，须由双方对该举债建议取得一致意见后方可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