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从乡里到都城:历史与空间变迁视野中的十六国北朝文学(九品)

　　《从乡里到都城：历史与空间视野中的北朝文学》：　　晋末的社会大动乱中，虽然很多流亡者已经无法得知，但仍有西晋末年文学之翘楚为史所载。如大诗人刘琨以及与之有着唱和往来的卢谌，皆是在流民坞壁之中从事反抗活动的。刘琨自永嘉元年（307）被封为“并州刺史”之后，一直在北方地区，以流民坞壁为载体进行反抗活动。《晋书·刘琨传》记录了他在并州地区招纳流民的事迹，可见他和祖逖一样，具有流民坞壁坞主的特点。刘琨以城门为战场，百姓耕战结合，这正是流民坞壁的特点。这一地区与胡族相距甚近，可谓四面楚歌、形如人瓮，战争威胁与反抗斗争是*为激烈的。刘琨在当时不但以流民坞壁来保全和争取仍在北方的晋人之生存空间，也主动承担了为晋王朝收复失地、抵抗夷狄的责任。刘琨的战争取得过非常明显的成效，曾震惧敌胆，刘曜一度将刘琨及其流民坞壁作为心腹大患，将其放在战略首位。　　刘琨所带领的流民坞壁，先是辗转于晋阳一带。永嘉六年（312），刘粲、刘曜攻陷晋阳，刘琨逃奔常山，后拓跋猗卢来救，收复晋阳。这期间，刘琨的侄子卢谌自刘粲处投奔刘琨。次年，石勒败刘琨将，克并州。刘琨逃奔段匹于蓟城。刘琨作《赠卢谌诗》，卢谌作答诗。卢谌又有《答魏子悌诗》，当作于此时。《晋书》对刘琨诗歌的评价，更为注重其深远之托意：“琨诗托意非常，摅畅幽愤，远想张陈，感鸿门、白登之事，用以激谌。”其外甥卢谌追随刘琨，与之赠答往来。他们的诗歌多能反映即使在极为动荡的流民坞壁之中，也还存有诗歌创作。　　刘琨在《重赠卢谌》中的序言中慨叹“今是而昨非”，反思少壮志时“远慕老庄”“近嘉阮生”时的虚无，如今则在“国破家亡，亲友雕残”的现实面前，“块然独坐，则哀愤俱至”。序文中提到自己“不复属意于文，二十余年矣”。二十余年的时间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是很漫长的，或是因为客观的战乱环境所致，或是因为战乱时期主观上不再有诗兴——其中原因虽然杂陈，但无不与乱离相关。尤其需要注意到，刘琨的思想是西晋末年的乱离社会所塑造的。他对于现实的体认，对于玄远之学的疏离，都是从流民坞壁的经历中直接获得的。刘琨在流民坞壁之中所做出的这些反思，实际上直接关系到南北朝文学的分野。北朝文学因为文人这类对于玄虚精神生活的反思和挥别，而开始着力于对于现实的深切关注。而南朝文学则是继续在玄思的道路上探索，沉溺于陌生、毓秀的南方山水给他们带来的惊奇。刘琨在《重赠卢谌》中写到“去家”亡国，落魄独行，饱受穷途与迷茫之苦，全篇甚有《离骚》之风致。在结尾，诗人甚至称这首“歌”中所谈论的经历过分悲伤，而不能再忍心吟唱全部的、漫长的篇章。这首诗，是西晋末年流民坞壁首领的流落征战生涯以及亡国的迷茫心境的真实写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等，画面感很强，皆还原征战经历中历历在目的艰苦卓绝。　　虽然刘琨的流民坞壁在御敌过程中多有败绩，但是他的外甥、时年二十九岁的卢谌仍然在《答魏子悌诗》这首诗歌中流露了乐观的情绪。诗文之中充沛的情感，因为末世世乱而有着无法掩饰的慷慨之气，其情怀境界较为高迈。特别是诗歌中谈到坞壁乡曲之恩义，落笔时情感深重：“恩由契阔生，义随周旋积。岂谓乡曲誉，谬充本州役。”然而，卢谌虽然沐浴战火，但并没有完全洗净西晋的贵族文人之气。诗歌末尾中写道：“乖离令我感，悲欣使情惕。理以精神通，匪日形骸隔。妙诗申笃好，清义贯幽赜。恨无随侯珠，以酬荆文璧。”这体现了流民坞壁复杂斗争形势给当时文人带来的情感冲击。建武元年（317），刘聪杀愍帝于平阳，北方的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刘琨的《劝进表》即是作于此时。太兴元年（318），刘琨被杀，部将皆投降于石勒，卢谌后来同样是在石勒政权中立足，直到永和六年（350）卒于战乱。卢谌有集十卷，后来应该是由他的子孙带到了江南。　　刘琨长期生活于并州，因此深受胡地文化的影响。刘琨世代为乐吏，精通音律，他所创作的胡笳琴曲曾作退敌之用：“在晋阳，常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这样的传说能够说明刘琨在作为流民坞主的过程中，身犯险境乃是常事，而刘琨在这种乱世窘迫之中，仍然能够从事某些文艺活动。但是可惜的是《胡笳五弄》已经遗佚，无法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刘琨与胡族政权往来的一些书信类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谋略。在此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