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栎阳城(2012-2018年考古报告第1卷上下)(精)/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

**章绪言 一、栎阳 栎阳，据文献记载其始筑于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位于今西安市阎良区新兴、武屯街道一带。这里地处关中盆地的渭北灌区，石川河位于遗址的北侧和东侧，城址所在地地面平坦，河渠纵横。已知的各类遗存均位于地表以下，在地面已无迹可寻（图1.1)。 图1.1秦汉栎阳城遗址位置示意图 据文献记载，在秦献公二年，即公元前383年，秦献公“城栎阳”，将秦都从雍都迁都栎阳。按献公之子秦孝公的叙述，献公迁都栎阳，是“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文献中，秦人从秦襄公开始即祭畤，因此在雍有多畤，栎阳也因“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②。到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③，栎阳为秦都34年。 秦末楚汉相争之际，因“项梁尝有栎阳逮，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④，故“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⑤，项羽三分关中时，即以栎阳为都封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⑥，后世言“三秦”，此为其一。 刘邦在被项羽封为汉王都汉中后不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率军进占关中，公元前206年八月，司马欣投降，“汉王还归，都栎阳”⑦，之后刘邦以栎阳为汉王的都城，整顿队伍，向东挺进，“西人关，至栎阳，存问父老，置酒，枭故塞王欣头栎阳市。留四日，复如军，军广武。关中兵益出”，“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逐渐完成统一全国大业。 从时间上看，栎阳为塞王司马欣之都前后6个月（公元前206年二月至八月），之后至公元前202年刘邦定陶称帝，栎阳为汉王刘邦之都长达5年。 据文献记载，公元前206年“九月，属汉为渭南、河上郡”，“雍地定，八十余县，置河上、渭南、中地、陇西、上郡”⑩。栎阳不仅是汉王的首都，也是汉王首郡的所在。 据“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的记载看，栎阳在为汉王都期间，应建设过一系列的“宗庙社稷宫室”。 公元前201年“正月，杀项籍，天下平”，“二月甲午，王更号，即皇帝位于定陶”，之后刘邦本欲都洛阳，但经娄敬、张良献策，决定“人关”定都关中。其归关中之后，初都于栎阳，并以栎阳为基础开始长安城建设，公元前200年“二月，长乐宫成，丞相已下徙治长安”，“长乐宫成，自栎阳徒长安”，栎阳是汉王朝的**个都城，为汉王朝都城2年。 在刘邦将都城从栎阳徒至长安后，汉太上皇仍留居栎阳，“太上皇终不得制事，居于栎阳”，刘邦“上归栎阳，五日一朝太公”。公元前197年“七月，太上皇崩栎阳宫”②，“太上皇崩，葬万年”③。太上皇葬于栎阳，设万年邑以奉陵寝。《三辅黄图》言：“高祖葬太上皇于栎阳北原，因置万年县于栎阳大城内，以为奉陵邑。”④栎阳不仅是汉王朝**个都城，也是汉王朝**个帝陵、陵邑的所在。 栎阳的地位，司马迁有明确阐述，谓其“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据《汉书 地理志》，西汉时栎阳属左冯翊。东汉“景丹字孙卿，冯翊栎阳人也”，“建武二年，定封丹栎阳侯。帝谓丹曰：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邑。夫‘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顿首谢”⑥。从上述文献看，直至此时“栎阳万户邑”，其城市的规模依然不小，远较关东地区“故王国”为甚。不过后来栎阳的设置被省，并人于万年，属左冯翊(《续汉书 郡国志》)。因此，栎阳在东汉王朝将首都城从长安东迁洛阳后，就与长安一样，在失去政治力量的维护后逐渐衰败。 据《长安志》，“后汉，省栎阳人万年。后魏，孝文太和二十二年析万年置鄣县。宣武景明元年，又析置广阳县，属冯翊郡。周明帝二年，省万年人广阳、高陵二县，更于长安城中别置万年县，广阳仍隶冯翊郡。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广阳隶雍州。唐武德元年，改为栎阳。二年，析置粟邑县。贞观八年，废粟邑人焉。天授二年，隶鸿州。大足元年，还雍州”。即“武德元年，改为雍州。改大兴为万年，万年为栎阳，分栎阳置平陵”⑦。这大体就是西汉之后到唐代的栎阳城兴替沿革。 二、栎阳考古 1.20世纪30年代的栎阳调查 对文献记载的秦汉栎阳城开展调查，应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略上海。3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以洛阳为行都，而“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并由中央特派专员担任筹备”。随着西京筹备组织结构的陆续搭建，陪都建设的各项筹备工作日益展开。 在西京筹备委员会开展工作前，既有刘姓委员提出“保存陕西古物”①，而在《西京筹备委员会工作大纲》所列的二十一项工作内容中，第二十项即为“调查名胜古迹”②。与此相应，在西京筹备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中，秘书处下设有文物组，“主管保护发扬文物古迹文物等文化事业”③，科员“分别担任撰拟、调查该管工作之推进”④。西京筹备委员会开展的古迹调查，有着一贯明确的调查目的，“名胜古迹之保存与表扬，民族谒陵节之规定，大之所以振发民族精神，小之所以号召后之来者，而亦所以增益西京历史文化的价值”⑤，“文化为民族精神之表现，其兴衰动关国家之兴亡，故特别重于此项工作”⑥，“文化关系国本”⑦。而正因为此，在西京筹备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事项中，明确提出“凡遇于文物有关之事，不论何物，皆宜注意”⑧。其目的，一与前述国民政府选定西安为陪都的依据直接相关一“至于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因此通过调查提升西京的历史地理地位就名正言顺；另一与日军侵华，国难日重，急需从各方面阐述弘扬文化增加民族凝聚力有关。 在这个过程中，西京筹备委员会负责古迹调查的陈子怡先生整理出版了《西京访古丛稿》。而该书中的第三篇文章，即为《汉栎阳考》。该文中，陈子怡先生鉴于“栎阳为秦汉名都，其形势伟大，固非一般城池所得而比。降及后世，虽夷为县，而其地势之雄壮，犹如故也。以如许大之胜迹，至于今日，在志承上竟云不知其处，斯则未免可异”的情况，对栎阳城进行了文献的梳理和调查，判断“秦汉栎阳，在今栎阳东北二十五里，今武家屯（即广阳镇)。 今武家屯北约四五里，又有古城屯，即所云又有古城在县北也。今城已无迹，人已不知为古城屯，而呼曰古尔屯，惟公文上尚曰古城屯也。秦汉旧都，当即此城。古城屯是其北边，广阳镇是其南边耳”。 不过，虽然西京筹备委员会的古迹调查在时间上与西京筹备委员会的存在相始终，但其开展的*主要的古迹调查集中于全面抗战发生之前。在卢沟桥事变后，因“七 七事变暴发，我对倭寇全面抗战，因此中央减缩经费。本会经费自是年九月起一度紧缩为七成，自二十七年三月起，再度紧缩为五成，而犹大部分未能领到”①，因此西京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多为维持已往之建设，使不至于因时局影响而有废坠；一方面在人员疏散及物价高涨之情况下，仍努力于有关国防之建设”②，故而在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八年十二月的近两年半时间里，就再未开展古迹调查。直到民国二十九年当“经请拨昔所结余经费，或由其他机关补助，以从事新的工作”的情况下，古迹调查才重新开始，不过规模已大不如前③。 从迄今为止的栎阳城考古工作看，栎阳城的调查工作虽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开始，但目前所见资料，西京筹备委员会陈子怡先生的栎阳城判断，主要是基于文献记载和有限的实地踏查，其未能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在宝鸡斗鸡台等地开展的相关工作一样，对栎阳城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因此其所得的认识，虽后来被考古工作基本证实，但影响甚为有限而长期不为人知。 真正意义上的栎阳城考古，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 2.1963～1964年栎阳考古 1963年1月15日，陕西省临潼县武屯公社关庄生产队村民李海峰、韩忠敏在管庄东村东南100米左右的地方掘土时，在地下1米处发现铜釜1口，口部用瓦片封堵，内置金饼8枚，并在附近发现秦代云纹瓦当。之后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进行了现场调查，根据周围瓦片的堆积及附近地区的其他现象，判断此地可能是秦国都城之一栎阳的遗址。据介绍，在当地农民家中尚可见到陶坛、陶管道、铁铲等战国晚期秦国器物。 1964年7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根据前述金饼发现后调查获得的线索，专门派田醒农、雒忠如等先生，对1963年铜釜、金饼发现地点进行了为期15天的考古调查，确认栎阳城“在今咸铜阎良车站东南约十公里处，西南距今栎阳镇约十二 五公里，南距渭水约七 五公里，东北距今富平县约十公里，东南距今相城镇约五公里，北与康桥镇仅隔一石川河，相距约二 五公里之遥。遗址西边距今武屯镇350米，地处石川河东流折向南的转弯处，今之泾惠四支渠，横贯其中，地势平坦，古今渠道纵横，其范围包括今关庄、新义、东西党家、南丁、华刘、汤家等七个自然村落，东西宽1801米，南北长2232米。在此地区内，到处分布着秦至汉初的瓦片，有的地方堆积层厚达2米”，指出“这次调查，因时间短促，对发现的各类现象，仅作了一般性的初步介绍，许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了解后，方可得出确切的结论。因为我们计划重新组织调查组，对此遗址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以期获得更多的标本进行研究”。 1964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展的栎阳城考古，是1963年武屯关庄8枚金饼出土后所开展调查工作的自然延续。在这次工作中，首先系统地开展了相关区域的大面积调查，并对栎阳城遗址进行了**次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勘探，更绘制出**张栎阳城遗址的平面复原图。在完成工作后，调查者很快就整理完成了栎阳城遗址的**份考古简报，报道了栎阳城遗址的夯土、道路、遗址、渠道、墓葬等各类遗存。不过遗憾的是，由于在此处工作的时间仅有短短的15天，而对一个这么大城市来说，如调查者所言，“因时间短促，对发现的各类现象，仅作了一般性的初步介绍，许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了解后，方可得出确切的结论”①。而更加遗憾的是，调查者计划此后再“重新组织调查组，对此遗址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的想法，也因各种原因未能实施。 从1980～1981年考古工作收获看，虽1964年调查发现的城墙判断并不确切，但当时发现的部分道路和遗址点被新一次的考古工作所证实。从今天看来，当时在城墙判断上失误，乃是栎阳夯土的特殊性所致，“这里的夯土，由于地势平坦，各处断面很少，又因原来夯打的工具一石夯头底部不磨光，致使其不同于自秦统一后我们常见的各时代夯土那样坚实明显，而是松软无层次。而且多是不挖基槽而直接从地面筑起的，因此，保存下来的夯土就很少，偶有保存，也很难辨识，仅能从它的颜色和密度与自然土、扰土等相比较而确定”②。考古工作时间甚短，特别是在“很难辨识”的情况下未能进行一定程度的发掘验证，应是出现城墙认识有误的重要原因。 3.1980～1981年栎阳考古 1980年4月至1981年12月，由刘庆柱、李毓芳先生组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对栎阳城遗址开展了四个季度的考古勘探与试掘。 通过勘探和试掘，确定了栎阳城城址的分布范围，发现南墙、西墙和三处门址，发现秦汉道路13条，秦汉建筑遗址、一般居址和手工作坊遗址等15处，并发掘了南门遗址，还对城墙、道路和部分遗址进行了重点试掘，基本弄清了栎阳城遗址的西北、东南和东北墓区的分布范围和时代。同时还勘探了位于栎阳城西北的汉太上皇陵和昭灵皇后墓，并在栎阳城东南发掘了战国晚期至东汉的部分秦汉墓葬。 但因“地表之上已无遗迹可寻，遗物也不多，文化遗迹、遗物一般在地表以下1.5～2米。近年来，城址所在地区地下水位上升，一般地表以下1～1.5米即为泥状，因此给勘探和发掘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故未能发现北墙、东墙。经考古工作确认，“栎阳故城应是一东西长约2500、南北宽约1600米的长方形城址，这与《长安志》卷17栎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