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殇——德国宪法史反思录

　　在20世纪德国民主理论的思想谱系中，应该说，哈贝马斯是韦伯以来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作为当代世界*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建构与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一样，都建立在对现代性历史的厚重考察基础之上，同时又饱含现实关怀。　　粗略地回顾一下，我国学界接受哈贝马斯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主要将其视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译介进来，对他作为政治哲学家、社会理论家、法哲学家的整全研究尚未形成。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到*近20多年，随着哈贝马斯著作大面积得到翻译，我国学界对哈贝马斯思想与理论体系的研究得到很大提升，哈贝马斯的影响力开始溢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一般哲学的范围。　　作为一名法律史研习者，笔者*初读到他的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时，就情不自禁地将这本书与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作对比。我感到这两位思想家的著作既截然不同又根本相同。所谓截然不同，是说哈贝马斯与托克维尔所处的世代相隔100多年，两人的行文风格、修辞艺术也属于两种类型。所谓又有根本相同，是指这两本书的根本问题意识有很大的交集，二者都是在社会历史意境下讨论民主的可能性、民主的问题（包括大众民主的潜在风险）与民主的前景。托克维尔以19世纪的美国社会为历史场域，聚焦地理环境、法治传统、民情观念等因素与民主发展的深层关系，探讨公民美德与共和政治的内在关系。哈贝马斯则以18世纪后期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为历史标本，切入点是“公共领域”机制的发生、发展与欧洲民主进程的同源性关系，分析民主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文化观念。　　在我的理解中，《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就是一部“论欧洲的民主”，是有世界主义精神的一位德国理论家对民主问题作出的富有历史感的哲学分析。这种历史性的考察与哈贝马斯后来对民主法治国的道德哲学论证，合在一起构成其民主思想发展链条上的两个关键节点。如英国学者安德鲁·埃德加（Andrew Edgar）所言，对公共领域及其发生史的早先关注凸显了民主和交往理性观念在哈贝马斯著作中所占据的基础性地位。①　　在回溯现代西欧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及其蕴含的民主结构特征时，哈贝马斯提炼出了公共领域这个思想范畴，用于概括解释现代民主的发展所需要的一系列社会机制及相应的文化观念。更法哲学地说，就是从社会历史视角去解释个体与社会本身何以成了一项应得到宪法与法律保护的重大功利，个体与社会在民主宪制中何以具有了独立的法权地位，以及在大众民主与福利国家时代，个体与社会在宪法上的法权地位与它们应承担的社会义务之间该如何达到利益均衡？从宪法的角度看，公共领域的法权地位，首先意味着个体的道德人格要以基本权利的形式得到尊重与保障，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配置必须贯彻相应的一系列限权与分权技术手段。　　哈贝马斯通过对欧洲的“社会历史”的考察，指出具有政治功能的现代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末期的英国出现的。英国公众对王室行动和议会决定进行评论与批评的权利逐渐演化出一系列正式的公共领域机制，这些机制在英国普通法不成文宪制中*终上升到一种规范的高度。英国议会与公共领域之间的新型关系，实质上就是作为统治权象征的议会及君主与社会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利益格局。在以政治新闻出版业为代表性具象的公共领域诸机制的推动下，议会-政府与社会各界就公权力与英国人的自由、爱国主义与权力腐败、政党与议会党团的关系以及政治人类学的其他基本问题，不断展开合理对话协商讨论，*终促成议会与政府活动不断公开化，并将英国议会制政府体制与旧体制从本质上进一步区别开来。　　普通法世界发展成熟的公共领域机制在欧洲大陆的变体*初出现在法国。法国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展打开了欧陆君主专制体制的缺口，法国公众的政治批判作为制约政府权力的机制，作为编纂法国大革命宪法的一个构成要素，很快就变成了传遍整个欧洲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