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总闻》与王质的文学世界

　　第二，注重以“情”探究诗意，这也是对《诗经》文学意蕴进行的阐发，一般称为“以情论《诗》”或“因情求意”，主要包括对诗篇情感的揣摩和对诗篇运用常理推测诗意的解《诗》方法。众所周知，宋代《诗经》阐释中的“情”不仅指人的自然情感和对诗篇的人物情感进行的阐发，也指向“情理”“事理”“物理”等。欧阳修在《诗本义》中讲：“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遂失其本义。”他认为人情永恒不变，并说“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而王质《诗总闻》的“因情求意”紧承欧阳修之“古今人情一也”之说，成为其解《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情”是文学的基本特征，阐释者对<>　　宋代“文人解经”的“因情求诗”或“因情求意”首先是对《诗经》中人类自然情感的肯定，并在这一基础上解读诗意、批驳前说和阐发新见。如欧阳修在解读《邶风·静女》篇时，毫不隐讳地指出诗中体现了男女幽会互赠礼物的愉悦情感，与穿凿为“正静之女，自防于城隅”之说相比，欧阳修将之解读为男女恋歌平实可信得多。宋代的《诗经》学者特别是身为文学家的阐释者，对《诗经》文本所蕴含的喜怒哀乐等人类的自然情感不再视而不见，也不再随意歪曲遮掩，而是以平实客观的视角重新审视《诗经》，挖掘其所蕴含的人类自然情感的男女情爱之乐、嫁女思归之忧、怨女旷夫之恨、疾邪刺贪之怨、颂美称贤之赞等。如苏辙在《邶风·泉水》篇中曰：“泉水出于他国而流于淇，女子嫁于异国，父母终，思归宁而不得，是以思卫之诸姬将见而与之谋也。夫思归，情之所当然也。不归，法之不得已也。圣人不以不得已之法而废其当然之情，故闵而录之也。”严粲在《豳风·东山》篇中曰：“此诗乃军士己归之后，周公不忘其往时之劳，历述其在途思家之情以慰劳之，以见上之知其忧劳也。人之思家，于归而在途思之*切，此设为军士自道之辞，反覆委折，曲尽人情之私。”王质在《诗总闻》中更是注重对诗篇情感意蕴的发掘，既能体验如《王风·君子于役》篇之“寤怨旷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的伤感，也能体会《唐风·葛生》篇之痛彻肺腑的悲恸。无论是苏辙肯定嫁女思归是“情之所当然”，还是严粲称赞周公体验征夫思归心切的“人情之私”，抑或是王质对诗篇主人公情感的抒发阐释，都与对诗歌泄导人情的认知相关。这种“情”更多地指向“性情”，偏重于情感上的共鸣。作为具有极高文学修养的宋代经学阐释者，他们自然清楚地懂得诗歌抒发情感的道理，并将在文学创作实践中获得的认识运用于《诗经》解读中。　　如上文所言，《诗经》阐释中的“情”或“人情”不仅指挖掘诗篇的情感意蕴，注重对诗之性情的把握，而且指对诗篇“事理”或“物理”的判断与分析，故以情论《诗》也是情理求《诗》。而情理求《诗》更多地指学者以自身的社会经验、人生阅历、日常观察等解说诗义，使之合乎约定俗成的事理标准和自然万物的规律属性，也即人情事理。无论世事如何变幻，人之常情、物之常理永恒不变。正如苏轼在《诗论》中所言：“而况《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诗经》记载人事与物事，人事自然可以“以心揆心”，而物事则可以今知古、以理推理。苏轼此言表达了万物之常理和规律能够贯通今古，故此可以“以今窥古”，更重要的则是给《诗经》“吟咏惰性”赋予了实质的含义，这使《诗经》的文学属性得以恢复，由此朱熹称苏轼解经为“文人之经”的代表也是恰当的。　　以人类情感论诗的“人情”需要体验或感悟，而“事理”或“物理”之“人情”则需要观察、考证与鉴别。阐释者需要留意日常生活，亲近自然，细致人微地观察发现事物的规律特征，并在解《诗》中注入自己的经历和体验，这不仅是宋代文士将《诗经》从圣殿上降格于日常生活的有效手段和还原原初语境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文士解《诗》废旧立新、以意逆志或以意细推（王质《诗总闻》）的基本手段。与此相关，以情解《诗》的过程更是一个投射自身创作经验的过程，如欧阳修对日常生活之“物理”“事理”的准确把握、王质对“人情物理”的有效探究，都与文学创作中对日常世界的万物事理、历史或当时语境的人物事件等密切相关。而文人*大的特点就是基于作品情感的共鸣与泄导，文学*大的特征便是“情”字当头，故以情论《诗》就成为“文人之经”*鲜明也*具代表性的特征。　　第三，诗文注《诗》和对《诗经》艺术技巧的阐发。文学语言的使用和对文本艺术技巧的分析也是文学话语的基本表征与呈现方式。诗文注《诗》由北宋欧阳修等人发端，南宋王质、朱熹等人表现得尤为明显。欧阳修在论《周颂·有客》篇引《诗》曰：“若《抑》曰‘哲人之愚，亦维斯戾’者，似因上文先述庶人之愚……《卷阿》曰‘凤凰于飞，亦集爰止’……《柳》曰‘有鸟高飞，亦搏于天’……至于‘人亦有言，亦孔之衰，民亦劳止’之类甚多。皆非有所因。”这是欧阳修以诗证《诗》的做法，这不仅从侧面体现了北宋时期人们的文学认识水平比汉、唐诸儒有了明显提高，同时启发南宋文士注意诗文语言的使用，特别是王质，诗文注释成为其《诗总闻》的一大鲜明特色，他广引《楚辞》《易林》以及各代诗文，使《诗经》阐释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这也是“文人之经”*直接的呈现方式。另外，南宋朱熹《诗集传》虽为“儒者之经”，但其文学特色非常明显，也具有“文人之经”的特色，以诗说《诗》也是其《诗经》阐释比较明显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