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底层的十亿人--贫穷国家为何失败(精)

1968年，我还是牛津大学的一名学生。记得那时我参加了一个名为“牛津革命社会主义学生会”（Oxford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Students）的组织，这个名字现在看来很荒唐，但是在那时一切都十分单纯朴实。毕业的时候，我希望将所学的经济学知识用在非洲。那些新的非洲国家百废待兴，可几乎没有一个非洲人接受过我所经历的教育。当时，牛津大学的许多学生家里都与非洲有联系，因为他们的先辈曾是殖民地的管理者。我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我父亲是约克郡的一名屠夫。但是，某些家里有这类联系的同学肯定影响了我：我朋友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叫尼亚萨兰（Nyasaland）的小国的总督，因此我读了一些与它相关的书。那时候的阅读经验让我下定决心到那里去。后来这个殖民地改名为马拉维（Malawi），它是非洲大陆上*贫穷的国家。给国家改名容易，可要改变它的境况就没那么容易了—35年过去了，马拉维还是同当初一样穷得叮当响。我怀疑，就算再过35年，那里也不会有很大的改观，除非……本书就是要讨论这个“除非”。 在过去的35年里，马拉维并没有什么改变。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没有什么改变，仍然在研究非洲，只不过现在是以牛津大学教授的身份。这期间，我曾在哈佛大学担任教授，经乔·施蒂格利茨（Joe Stiglitz）引荐，担任了世界银行研究部门的主管，以加强该机构对这些*贫困国家的关注。事实上，我在世界银行的**项任务，便是与乔一同前往埃塞俄比亚。因为我刚刚完婚，那次旅行便成了我的蜜月之旅，但同行的却是乔而非我的妻子。幸运的是，我的妻子十分理解我—也不知是因为巧合还是因为志趣相投，她大学毕业后曾在马拉维工作过。 本书要探讨的，是那些与马拉维和埃塞俄比亚相仿，处于世界经济体系*底层的少数发展中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像马拉维，始终处于*底层。还有一些国家，比如塞拉利昂，一度只比中国或者印度稍稍贫困一些。这些处于*底层的国家，其独特之处不仅在于极度贫困，还在于它们在发展上遭遇的失败。它们并没有遵循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发展轨迹，它们随波逐流，无依无靠。随着曾经贫穷的印度与中国等类似的国家经历了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全球的贫困图景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掩盖了这种分化局势。当然，有表现相对不错的国家，就肯定会有表现相对糟糕的国家。但是那些处于*底层的国家经历的衰退并不是相对的，它们的衰退往往是绝对的。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并不只是落后了，而是正在分崩离析。 在过去的几年间，我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内战上。我想弄明白，为什么内战日益集中爆发于非洲的低收入地区。渐渐地，我提出了“冲突陷阱”这个概念。它向我们揭示了特定的经济状况会使一个国家走向内战，以及冲突一旦爆发，暴力的循环就会变成一种难以逃脱的陷阱。我意识到，冲突陷阱这个概念可以用来解释为何这些国家处在世界经济的*底层。但研究到这一步还不够。马拉维独立之后并没有发生过内战，可仍然没有走向发展。肯尼亚与尼日利亚这两个国家—我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出版了关于它们的著作—也没有发展起来，它们的情况和马拉维不一样，而且两国相互之间也各不相同。我并不相信贫困本身是一种陷阱。这些国家的经济失败是在全球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全球的大多数人都在摆脱贫困的道路上。自1980年以来，世界贫困率有史以来**次下降了。贫困也不仅仅是非洲的问题。世界的其他地方同样有发展失败的国家，比如海地、老挝、缅甸以及中亚的一些国家，其中以阿富汗*为引人注目。想要用一种原因解释所有这些不同的发展失败，是行不通的。 关于发展失败的单因素论之所以如此普遍，部分原因是现代的学者倾向于专门深入的研究：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为了生产深奥但狭隘的解释。然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写过的著作涵盖农村发展、劳动力市场、宏观经济冲击、投资、冲突等主题。我还为乔·施蒂格利茨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兴趣广泛，对许多事务都有独到的见解。如此宽阔的视野自有它的优势。*终我发现了四个不同的陷阱理论，解释了这些目前处于*底层的国家所面临的处境。这些国家共计拥有10亿人口。如果对这个群体坐视不理，他们就会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与世界其他的经济体脱钩，成为一个充满痛苦与不满的“隔都”。 这些*底层国家面临的问题，与过去40年我们所说的“发展中国家”处理的问题截然不同—*发达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余的所有国家囊括了世界60亿人中的50亿人；一直以来，我们都将这些国家定义为发展中国家。但是，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那些发展失败的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在成功国家中并不存在。事实上，我们已经完成了全球发展中比较容易的部分，现在要完成那些剩余的工作变得更难了。可我们必须完成它们，因为对于一个富足的世界来讲，存在着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贫穷隔都，这是我们无法忍受的。 不幸的是，事情不是把我们的钱捐给这些国家那么简单。如果是这样，问题会变得相对容易，因为这些国家并不算多。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在这些国家的环境里，援助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至少就过去的经验来看是这样。*底层国家的社会变革必须主要来自这些社会的内部，我们不可以将变革强加给它们。在所有这些社会中，都存在着期待变革的勇敢人民与反对变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迄今为止，我们很大程度上是这场斗争的旁观者。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助改革者一臂之力。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借助一些手段，比如军事干涉、国际准则的确立和贸易政策。到目前为止，这些手段都被用在了其他目的上。掌握这些手段的机构对*底层的10亿人面对的这些问题既不了解也没有兴趣。这些机构需要学习，各国政府也需要学习如何协调这一系列牵涉广泛的政策。 这些想法可以跨越政治分歧的鸿沟，打开我们的视野。左派会发现，他们瞧不上的那些手段，比如军事干预、贸易以及促进经济增长，是实现他们长期以来拥护的目标之关键手段。右派会发现，与缓解全球贫困的挑战不同，*底层那10亿人的问题不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而自动得到解决，而且如果忽视这些问题，将会为我们子孙后代的世界留下安全隐患。我们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为了解决它，我们需要树立统一的目标。 要树立统一的目标，发展机构内部和广大选民的观念都需要转变。选民的看法决定了什么是可能实现的。如果选民不了解情况，政客们会继续利用*底层的10亿人，把他们仅仅当作曝光作秀的工具，而不会推动真正的变革。而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转变人们的思想，就是为了让大众阅读的，所以我在书里没有使用脚注，没有固守常见于专业学者研究中的严格行文规范。我想写一些可以让你乐于阅读的内容。但是不要因此而先入为主，认为我写的只是一堆华而不实之物。支撑这本书的是发表于专业期刊的大量专业论文，它们都曾接受匿名的同行审阅。我把其中的一些列在了本书的*后。 研究常常像是一次探险。你会从一个听起来不大可能有答案的问题入手：有多少援助款流向了军事支出，或者有多少非洲的财富逃离了这片大陆。你要怎样才能回答这些问题？问问那些第三世界的军队，它们的钱从哪里来？敲开瑞士诸多银行的大门，让它们报告其非洲客户的账目？有一种不同的方法可以回答这些问题，那就是统计。借助统计，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将迥异于我们心中那些自以为是的印象。以反叛为例，它在我们心中的印象往往是以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为代表，在我这一代人中，他的形象作为学生墙上的海报无处不在。这种海报代替我们思考。我们对*贫穷国家问题的认识之中充斥着这类印象：不仅有高尚的反叛者，还有饥饿的儿童、无情的商业机构和不老实的政客。这类印象影响了你，俘获了你。一旦它影响了你，也就影响了我们的政客，因为他们在做的正是你想做的。我会帮助你超越这些印象，我会把一些印象彻底打碎，而且粉碎它们的手段正是统计学证据。 我在统计学分析方面依赖了不少年轻合作者的帮助，其中不少人都会出现在后文中。安克·赫夫勒（Anke Hoeffler）是其中一位，她是帮我完成这本书的大功臣。我们已经在一起工作了十年，就像是唱了一场戏，我扮演的是一个极度讨厌的教授，而安克则不管怎样都能耐着性子努力工作。如果描述得夸张一点儿，我们的工作状态比英国著名侦探连续剧《摩斯探长》（Inspector Morse）中的摩斯（Morse）和刘易斯（Lewis）还要糟糕。同他们一样，我们的研究通常在开始的时候会走许多弯路。然而，虽然我们像摩斯一样都在牛津工作，但与他不同的是，我有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团队一起共事。正如你们会猜到的，安克是德国人。不过团队里还有瑞典人蒙斯、法国人莉萨、爱尔兰裔美国人史蒂夫、非裔美国人凯茜、塞拉利昂人维克托和澳大利亚人菲利普。这只是一长串名单的一部分，但你已可以借此一窥究竟。他们的共同点是有耐心且能吃苦，同时还有掌握了高难度技能的头脑。没有他们的工作，就没有任何研究成果为这本书提供基础，因而也就不会有这本书。这本书就是把小的点连起来以后呈现出的全局图景。但这些点本身就是一个个故事。虽然这本书不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我希望你在阅读的过程中能体会到现代研究是如何进行的，体会到解决棘手问题时的那种兴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