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法律职业伦理概论

　　广义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该说从法律职业教育、法律职业产生伊始就已存在，但狭义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发展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法律职业的伦理要求，思想家们较多从法律职业人员的人格方面加以论述，“公正”“正义”“廉明”等是一种普遍适用于一切官职的道德，同时也是对法律职业人员的道德要求。法社会学创始人爱尔里希（Ehrich）有句名言：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终保障。柏拉图在《法律篇》第11卷中就对律师这一职业作了评论，他认为律师的职业是高尚的，但对那些不顾正义，只为金钱而运用自己的技巧和口才的律师，柏拉图很早就提出了有关代理和辩护的伦理问题。不少法理学家在其论著中都有关于法律人作为政治家的讨论，认为法律人应具备忠诚、承诺、超然、坦诚、审慎等品德。早期的法律职业实行学徒制的培养方式，法律职业的新进入者，需要通过学徒期的训练，资深的法律人对新成员在训练技巧的同时，也通过言传身教进行职业伦理的思想灌输。而法律职业行会也在努力地培养成员具体的个人道德，强调忠诚、平等、服从、个人责任等价值。在法律职业的准人方面，道德品质良好是必要条件之一。罗马是古代法学教育的发源地，从罗马共和国后期以来，国家就容许法学家广收青年传授学业，开办私塾法律教育，首创私人法律学校，至帝国时期又改私立法律学校为公立性质。公元425年狄奥多西二世在康士坦丁始设**所法律大学。罗马法律教育经过查士丁尼法典编纂时期的改革，无论在师资条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试制度还是毕业分配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相当完备健全的水平，在历史上首创了五年制大学法律教育的典型，成为培养演说家的修辞学校，学习修辞、辩证法、法律、数学、天文、几何、伦理和音乐等课程，先修希腊文，后修拉丁文。与此同时，是否受过专门的高等法律教育，成为国家任免司法官吏的先决条件。美国现代形式的法学院在1870年左右初具雏形。在起初的一百年中，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并没有成为法律教育内容中独立的部分，当时采用“普遍法”的方式进行职业责任教育，即假设律师们面临的道德问题会随着各种课程的出现而被“普遍地”贯穿始终地予以讲授。很少或者没有专门讲授职业责任的课程。而有学者认为用普遍法进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法律教育是失败的，因为法律职业伦理问题非但没有得到普遍讲授，反而被普遍忽略。1970年前后，由前美国*高法院法官汤姆·克拉克（Thomas Clark）领导的委员会断定存在一种有关律师纪律的“可耻的”事态，并认为律师行为规则的实施是相当差的，公众大都没有受到能力差或不讲职业伦理的律师们的保护。1972年的“水门事件”暴露出，律师们已经卷入尼克松执政时期各种各样的不道德事件中。社会呼吁关注法律教育中的律师职业责任教育。在克拉克委员会的报告公布以及“水门危机”后的三十年间，美国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发生了若干变化。首先，美国每一所法学院学生都被要求修一门专门讲授律师职业责任的课程。这些课程要求法律学生花30或更多的课时学习律师们在执业时所面临的职业伦理问题、适用于律师的行为规则以及其他有关职业伦理指南的材料。这些课程属于必修课程，学生要想毕业必须完成并通过这些课程。许多法学院教授专门研究律师职业责任，并把它看作全部课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将相当的学术力量用于该题目的研究。其次，美国绝大多数州要求法学院毕业生在获准执业前通过一个关于律师职业责任法的特别考试。未通过考试的学生不能执业。这一考试有助于每个律师了解职业行为的基本规则。*后，美国大多数州采用了对律师的继续教育。在我国古代，《吕氏春秋》记载：邓析“与民有讼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绔，民之献衣襦绔，而学讼者，不可胜数”。邓析教人诉讼，但《吕氏春秋》说他“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显然伦理的内容并不在其教授之列。明清两代代写诉状的讼师已成为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甚至还出现了传授“代写词状”的“专著”，如明代的《做状十段锦》就是讲述写状子要领的著作。但由于这些人的活动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法律来规范和约束，不少讼师敲诈勒索、坑骗当事人，深为百姓痛恶，也为统治阶级所不容。直到清朝末年，中国才出现了专门的法学教育机构。1904年，清政府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所法学教育专门机构——直隶法政学堂。后来，在北京和各省先后建立起了一些法政学堂，一些综合大学里设有法律系科，清末的法政学堂的课程设置、教材、师资无不深受日本影响。在国民政府时期，大学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法律学校专注于法律学的灌输，而忽略了道德的训育，全国的法律学校的课程中，除中央大学法学院与东吴大学法学院外，其他学校都没有设置法律伦理学。现阶段，“依法治国”明确写入宪法，成为治国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在不断推进。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标志着法律共同体正在逐步形成，中国的法律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意味着法律教育担负的不再仅仅是生产法律知识和传授法律智慧的责任，更主要的是要担负起建构法律共同体、塑造法律的品格并进而塑造法治社会之秩序的重任。法学教育应当重视素质教育的理念在法学界已经形成共识，中国法学教育中的素质教育应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培养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崇高理想；培养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坚定信念；具备法律职业伦理，恪守法律职业伦理的精神品质。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中提到：“（六）改革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内容。考试内容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着重考查宪法法律知识、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以案例分析、法律方法检验考生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等方面的法治实践水平。加大法律职业伦理的考察力度，使法律职业道德成为法律职业人员人职的重要条件。考试以案例为主，每年更新相当比例的案例。大幅度提高案例题的分值比重。”全国高校也越来越重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很多学校已经开设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