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韵

我的记忆：文艺学学科建设 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致力于文艺学学科建设工作。2003年文艺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申报成功，第二年文艺学又被评为山西省重点发展学科。这些成绩的取得渗透着几代人的心血，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付出者才会体味到。我是前期主持和参与者之一，我们走过的步履永远铭刻在记忆的磁带中。 夯实基础初具规模 1984年后半年，我出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斯时，系主任闫宪康、倪以还教授、何林天副教授牵头，从1979年开始已招了四届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硕士研究生。这是中文系、也是师大*早没有学位授予权的研究生点。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习染下，仅有讲师职称的我也萌发了文学理论将来也要招研究生的梦想，并开始为之创造条件。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基本的条件是在文学理论教学、科研和教师梯队建设上狠下功夫。 在教学方面狠抓课程建设。努力将文学理论课程开全，除文学概论、美学、马列文论等必修课外，根据系领导的要求，还开设了系列选修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史、20世纪中国四家美学论、汉语美学、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史、恩格斯文艺思想论、西方美学史、西方文艺理论、西方20世纪文艺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性人道主义专题讲座等。系列选修课的开设拓宽了教学领域，为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和考研方向的选择扩展了视野。多年来，中文系毕业生考人中国人民大学、北师大、复旦、华东师大、川大、南京大学等重点高校的文艺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不在少数。同时也促使教师向一专多能教学科研型方向发展，所开的选修课就是他们的科研方向。这样，就将文学理论教学定位在一个新的层次上，为文艺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学养基础。 抓教学质量的提高，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教研室定期、不定期组织听课评课活动，相互交流借鉴，共同提高。要求教师在学年末总结经验，不断提高教学水平，还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学生对教学效果的反馈和要求，以利于改进教学方法。 作为教研室主任，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努力做出表率。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省委党校文史教研室任教后，搞了两年“四清”，接着是“文革”，一天讲台也未登过，直到1973年初调来师大，教学才算起步。为了提高教学能力，虚心向老教师学习。本教研室解中平、林清奇等老师的课都听过，还听了闫宪康、聂恩彦、倪以还、黄竹三、李春芳、张明健等老师的课。同时采取自听自评的方式，即每学期都要把自己的讲课实况录一次音，在家里反复听，认真揣摩，连家人听了录音也给我指出“嗯、嗯”的语病。我很注重熟悉教学对象，给每届学生上**次课时，都要搞一次问卷调查：姓名、性别、年龄、何时高中毕业、读过的文学名著、读过的文艺论著、是否喜欢文学理论课、对本科有何期待等项目。看了问卷，对学生的文学理论知识基础基本有了了解，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要求教师总结经验，自己每一学年、每一学期也要总结。由于长期积累，1993年被评为“三育人”模范，领导要材料时，总结出“三结合、三首位”的教学经验[以“要培养‘两过硬’人才”为题载于《山西师大报》（1993年12月30日）；收入拙著散文集《光阴留痕》，三晋出版社，2012年12月版]，努力培养思想品德、专业技术“两过硬”人才。 抓教材建设。教材对教学就像剧本是一剧之本一样，没有优质的教材何谈教学大纲的实施和教学水平的达标。因此，校、系领导都很重视教材建设工作。我国*早的文学理论教材是初版于1925年10月马宗霍的《文学概论》，观念陈旧。新中国成立前的教材多是翻译西方的，唯心主义哲学观是其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初大都是翻译苏联的，存有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强调在学习苏联时要自主创新，不要老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60年代初才出版了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新时期之初，教材奇缺，将这两部教材修订出版作为指定教材，但仍存有极“左”思潮影响的痕迹，师生都不甚满意。学生手里的教材只作参考，老师按1981年国家教委颁发的《文学概论》教学大纲讲课。学生听课要拼命记笔记，学习很不方便。编写教材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我们先从编写成人教材练笔。1984年教研室组织编写山西省高等自学考试教材《文学概论》，与之相配套的辅导书是由解中平牵头编写的《（文学概论）百题解》（两书均由省自考中心印发）。1989年，我和林清奇参编成教办组织的《中文自学手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撰写文学概论部分。在此基础上，1992年，教研室计划组织编写本科生《文学概论》教材。我曾就1981年颁发的教学大纲是否修订、编写教材的依据和应注意的问题等，先后两次向国家教委写信咨询。国家教委高教司文科处、师范处分别回函解答。正当我们即将开始编写教材时，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童庆炳主编的教材《文学理论教程》，并被国家教委列入师范院校“国家级重点教材”。我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