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太阳(有趣书系)

光明顶 文/孔霄卿 矿上这两天任务紧，三班倒，班里弟兄们洗完澡倒头就打呼噜，老范的扑克搁柜子上都没人摸一下。我睡觉不沉，平日里有人上外头撒尿都醒，这几晚也愣是雷打不动，手机铃声响了好几轮都没听见。第二天早上响起床号，起来一看手机，展明亮给我打了六个电话。班长在招呼着开学习会，喊我好几声，张班副，张班副！我冲他扬了扬手机，钻到屋外头，给展明亮打回去。那头一接通，没寒暄一句，张口就跟我说，顺子，老刘没了，明天回柳县老家发丧。 柳县是我老家，也是刘超、展明亮老家。九七年我和展明亮跟着刘超上外地打工，他领着我们去四川，黄水矿场。我和展明亮人生地不熟，就是刘超的俩跟班，他上哪儿我们上哪儿。跟我同一批下矿的兄弟还有光子马晓光、谢嘴巴谢彬彬，数我们五个关系*好。零二年我结婚，之后跟着我媳妇上东北一个矿上干去了。她在那个矿上做饭，她叔是那个矿上的一个副书记。那个矿好，我娘给她家送彩礼那天她偷偷跟我说的，那个矿工资比你现在这个低，可安全啊。你们那个矿…… 老刘当年领着我和展明亮去的那个矿不正规，是个违法的私人矿。展明亮跟我说，老刘这次出事儿，就是因为井里的护顶板装得不牢固，掉下来砸到头上，当场就凹下去了半个脑袋。“老刘嫌麻烦，老不戴帽子，你知道的……”展明亮坐在我对面的行军床上，低垂着头。我吐了口烟，干应了一声，把烟屁股扔地上碾了两脚。这是我兜里*后一根烟，另外好几包都塞给我班长了，好叫他安排人替我班，准我两天假。当天我就坐火车回了柳县，找展明亮。我在柳县已经没有家了，老娘死的第二年，媳妇就叫我卖了家里的老房子跟她一块儿待在东北。我跟展明亮说我要在他家借住一晚，展明亮愣了一下，说我太客气了。 他给自己搭了个行军床，硬要我睡在他的床上。他屋里收拾得挺干净的，一看也好久没住人了。我问他，我说，怎么，还没找媳妇？展明亮笑了笑说，我找什么媳妇。那天晚上我面朝墙壁躺在床上，想老刘，又想不起来他的脸，就记得鼻头正中长了个痦子，很滑稽。我又安慰自己，明天看看骨灰盒上照片，就知道他长啥样了。自打我去了东北到现在八年，我没再见过这帮兄弟，我有时候想，这就跟武林大会一样，我们几个在比武中一见如故互相欣赏，之后像大侠各奔东西，相忘于江湖。我暗地里自称张无忌，叫老刘石破天。当年我从来没跟人说过这些话，怕人笑话，后来我喝醉时跟媳妇说起老刘，我说，石破天转世！媳妇没听懂，说，破什么天，天哪能破。我没再多说，我一直不跟她多说什么，她不是赵敏。 行军床“咯吱咯吱”响了一阵，展明亮爬到我床上。那不是我的床，那是他自己的床。他光着身子，手很凉，伸进我背心里，很用力地摸我的小腹，又隔着短裤攥住我老二。我把他手挡开，他躺在我身后，颤着嗓子喊了我一声“顺子”。我没理他，他沉默了一会儿，又窸窸窣窣躺回行军床去了。 次日一早我六点多就醒了，展明亮买了油条放在桌上。那油条软软地耷拉着，嚼起来，没滋没味。我问他，你没上王大娘家买油条？展明亮说他就是专门上王大娘那儿买的，他去了才知道，王大娘去年搬到深圳她儿子家享清福去了，现在做油条的是她侄子，生意不好，正盘算过两天关门不干了。展明亮骑电瓶车驮我去老刘家时从她家过，门口锅沿上还剩了十好几根油条。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吃的那些油条，又脆又香，炸得金黄，一捏十根手指头上一起流油。我经常吃着油条，跑对门书摊子上看金庸的连环画，抹得书上全是油印子…… 铁路沿线 文/俞生辉 七岁之前我去过*遥远的地方，是沿着铁路往南走二十里，一望无际的大海。那时候，我每天四点起床和母亲去码头找渔民收购昨夜新打捞的海货，再沿着铁路往回走十几里，那里有一处农贸市场，在那里叫卖一整天。 在为数不多的记忆里，我记得母亲总说，没别人有脑子就要多付出力气，她总拿我们走的十几里当例子说离海越远咱们赚得就越多。 那时候我们住在街道的背面，一间主要用彩钢板拼接又混杂着各种材料的几平米小屋，它有一扇朝东的小窗，我很少会从那看见日出。而在不远的三十米外就是铁轨，母亲听说火车上人的屎尿会飘到铁轨周边，在那里种菜特别容易，有一天她借来爬犁，靠近铁轨翻整出一块土地，又买了白菜种子，她说，吃不完的可以拿去卖钱。为了防止别人偷菜，专门用树枝和竹子做桩，用一条麻绳围一圈当篱。 没过多久，种子刚冒出芽，前一天晚上她刚对我说，不出一个月我们就能吃上自己种的菜了，第二天就来了一群铁路施工人员，他们说这对铁路的运行存在安全隐患。他们把围桩踢倒又搬来碎石子倾倒在菜地上，远远地望过去和其它的一切毫无差别。 自那以后，母亲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样，她一个人把死了将近一周的鱼就着三十五度的黄酒下饭，一个人对着煤油灯发呆。有一天深夜，我问她，妈，你怎么还不睡？她说，身子有点不舒服。我说，身子不舒服就去医院看看啊。 她没有听我的。过了几周后，她总说自己肚子疼。夜里除了长久以来潮湿的霉味，空气里开始弥漫一股腥涩的异味，一连好几天。 一天清晨，天蒙蒙亮，当我跟她背负着一筐海鱼沿着铁轨往市场走的时候，她每走一步都要大口大口地喘气，没过一里路，听见“咚”的一声，转头看见她倒在地上。我问，妈，你咋啦？她趴在地上，身体微曲，一动不动。我凑过去，她说鱼，把鱼捡回来。我用两只手抓住扑腾出的鱼，把背篓扶正，将鱼放回去。我说，妈，今儿别卖了，去看病吧。 于是那天我们坐上了一辆巴士，兜兜转转从清早走到正午，来到医院。医院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药水味道，一切都是白色的，仿佛被高温融化了一样。蝉声从窗外传来的时候，母亲交完200元去做检查。我们坐在长廊的座椅上歇息。母亲这才想起去问结果什么出来，他们告诉她要等一周。 回去的路上我倚在母亲的肩膀上，汽车在夜里颠簸，我问母亲她怎么样了？她一言不发地望着窗外。皎洁的月光洒进车厢，朦胧月光里的母亲打开了一点窗，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她看着我说，锐锐，照顾好自己。 年仅七岁的我无法理解那些话的含义，直到一周后我从医生的口中得知了一个名词，肿瘤。同时得知了三个形容词，阳性，恶性，晚期。一连串的数词解释了为何当火车呜鸣经过时母亲会忍不住地流出泪水。例如：一个星期，两万元，四个月。 母亲在医院打了吊针，住了三天，我还记得那里三元一碗的晨粥，混着咸菜下肚，我异常满足甚至感到幸福。然而幸福是短暂的，幸福的戛然而止发生在第四日的清晨，母亲起了大早，她推醒我说，锐锐，咱们回家。 我说，为啥？妈你好了？ 她说，没，没钱了，不治了。 我说，那行吧，那等六点半再走吧，卖粥的还没来。 她说，吃吃吃就知道吃。说完她把拎在手里的袋子放下，陪我等来了早粥，她没喝，我喝了一整碗，稀里哗啦地像是人生*后一次喝粥。直到我把碗底用舌头舔了个完全，才依依不舍地牵着母亲往外走。 回家后我们住了两月，开始的几天她还带我去卖鱼，后来她说累就再也没去，她只能每天到饭点下床去不远的菜场买些菜做饭。后来她说累得下不了床了，她把床底下的钱拿出来给我，让我去买。然而这之间的记忆，已经因太过遥远而变得十分模糊，我只记得那些日子里我特别怀念医院的粥，每当我路过安徽人开的早餐店的时候，总想着进去喝一碗，可每次回去母亲都要盘问我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菜，我不敢撒谎。 在那期间，街道办的人来过，铁路施工的人来过。我每天沿着铁路捡起石子又丢回去，其中施工的那群人里有个一脸横肉的男人，黑黝黝的看起来吓人，每次他看见我在铁轨上都要让我滚开点，而另外一个矮矮的男人会跑来给我糖吃，后来我知道了那个看起来吓人的男的叫黄金山，是工头，那个矮个子男人叫王明，是个普通工人。 虽然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但我还是记得那天母亲突然坐了起来，面色看起来好了许多。她让我把衣服脱下来，找来一些布，手脚麻利地在内侧把钱缝在衣服上并嘱咐我别把衣服弄丢了。我看她精神的样子就说，妈，你好了？那晚我靠着她睡，已经是秋天了，夜晚凉飕飕的，前半夜母亲身子特别暖和，她抱着我，我挨得特近，后半夜却把我给凉醒了。 我说，妈，你把我冷着了。她没醒，我想离她远点，她的手紧紧搂着我，我用力推她，她的身子硬得像墙。我逼着自己睡到了天亮，发现母亲还没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