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袋博物馆·维京

传统上认为，维京时代始于公元793 年，因为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记载，位于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的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修道院正是于该年“惨遭洗劫”。但仅凭这一条记载，是否就可以断定这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初次将魔爪伸向不列颠和爱尔兰海岸呢？对此，我们不得而知。而且，从斯堪的纳维亚的视角来看，这样一个年份似乎意义甚微。纵横北海的维京时代主要属于史前时期，但它也是“国家”雏形的重要时期。因此，仅凭记录在册的海外事件就想确定维京时代的势力范围似乎过于牵强。我们更应该把重点放在城镇的壮大、海上贸易网络的扩张以及发生在“故土”的重大社会、经济和宗教变革上。 *新研究表明，虽然公元8 世纪末期的物质文化与艺术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维京时代的一些基本要素——包括高效的海上运输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更加久远的年代。例如，现已证实，早在公元8 世纪早期，人们便频繁往来于挪威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集市之间。长途旅行和新兴城市贸易网络的出现似乎助长了各类劫掠活动。通过这一网络交易的物品，以及从网络边缘地带劫掠而来的物品都是维京时代早期*重要的手工制品。 那么维京人为何会掠夺成性呢？劫掠活动本身虽不足为奇，但斯堪的纳维亚的战役却是跨海而战，这不仅赋予了维京人独特的个性，而且解释了为什么对方没法做出恰当的反应，往往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些劫掠活动并不是为了传播宗教、文化或意识形态，而是为了寻求物质利益，如奴隶和便于携带的财物。尽管如此，有人指出，远征劫掠所积累的任何财富可比在故土通过课税、贡品和土地占有所获得的潜在收益差远了。因此，若论其风险与代价，这一活动似乎得不偿失。虽然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有着对异域风情的向往和对“名德重望”的追求，但其开展劫掠活动的首要因素可能要归于贵重金属制品在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若想了解贵重金属制品的地位，我们需要回到维京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公元5 世纪，在罗马帝国周边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分布着许多小规模的社会，各个族群相互制衡，或是短兵相接，或是以礼相待。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成就成了不可或缺的政治资本，手工制品也显示出日益盛行的尚武之风。公元6 世纪中叶，自然灾害（可能是火山爆发而引发的大气“沙尘雾霾”笼罩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社会复杂架构的土崩瓦解，从而导致人们背井离乡和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由于各方力量争权夺势，想要重建社会更是难上加难。而在此后不久，欧洲大陆便蓬勃发展，城镇和贸易港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白银也开始从阿拉伯地区涌入欧洲。 维京时代伊始便是这样一派景象。在等级制度极为脆弱的社会中，一个部落若是能在海外战役中大获全胜，无疑会大大提高该部落酋长的地位。此外，异国掠夺来的珍宝往往具有特殊价值，常常作为礼物赠予盟友，以稳固盟约和确保忠诚。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政治联姻的地位不言而喻。正是因为这样，在斯堪的那维亚西部的女性坟墓中会发现从不列颠和爱尔兰洗劫而来的金属制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初的劫掠活动并没有满足人们对可随身携带的财富的渴望，但军事活动的规模直到公元9 世纪上半叶才有所扩大。根据《盎格鲁– 撒克逊编年史》记载：公元865 年，东盎格利亚半岛曾出现过丹麦军队（异教徒大军）。在东盎格利亚与入侵者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军事斗争之后，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终于把入侵者拉上了谈判桌并签订了和约。和约规定将现今英格兰北部和东部的地区割让给维京人作为定居地，这就是后来的丹麦法区（Danelaw）。异教徒大军的部分成员担任起农村领主这一新角色，而约克（York）等城镇则一跃成为经济重镇和国际化大熔炉。自此，维京时代中期的故事便围绕着农场耕作和城镇贸易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