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儒家思想进展.2020

寻绎儒学现代开展的一条流脉 —以贺麟纪念唐君毅文为线索 白欲晓 1983年10月至11月，贺麟先生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其间应唐君毅先生夫人谢廷光女士邀请，瞻仰了唐君毅的遗物并获赠唐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此后，贺麟撰写了《唐君毅先生早期哲学思想》之纪念文章。在这篇文章的末尾，贺麟有如下表述： 我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了《文化与人生》一书，书中的**篇就是我在昆明西南联大一九四二年所作公开讲演的原稿，题目是“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贯穿在其中的核心也是新儒家的思想。我在该书中还指出儒家思想中的仁与诚的本体论和世界观的意义，并对儒者下了定义，并指出作新儒者的方法和措施，也是上继承孔孟之道，下求朱陆相同之点（见该书“宋儒的新评价”“陆象山与王安石”两文。）与唐先生“独尊孔孟”“同存朱陆”也是有方向相同之处。 通过这篇文章，学界对贺麟早期的新儒学思想与唐君毅新儒学思想的契合之处已有讨论[2]。本文由这篇纪念文引发，尝试回到曾经的思想与历史语境，寻绎贺、唐两位先生思想的不同路向，以之了解儒学现代开展的复杂性，提示在可归为理性主义（理想主义）的新儒学的总体开展中存在不同的理论与实践谱系，特别是由时代思潮之“边缘”到“中心”开展的复杂面向，值得关注和考量。 一、从《学衡》到《国风》与《思想与时代》：一条思想流脉的探寻 贺麟在纪念文中所提到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发表于1941年8月出版的《思想与时代》杂志第1期。从思想史的视角看，这篇文章以其“新儒家”概念之揭橥以及“儒家思想新开展”途径之规划，在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展中有着重要意义。依据这篇文章以及共同结集于《文化与人生》（1947）中的“抗战八年来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所写的关于文化问题和人生问题的一些文字”，贺麟毫无疑问地具有“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定位。笔者曾著《贺麟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考论》一文对贺麟儒家思想新开展的理论特质加以专门考述，指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作为贺麟新儒学思想的重要思想文献，与时代思潮有着复杂关联，体现了寻求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相结合以实现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展的思想特征。在下面的讨论中，本文首先由《思想与时代》这个刊物回溯一条由学衡派而来的儒学思想踪迹，以揭示在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展中存在着一脉伏流。 1941年8月，《思想与时代》创刊于西迁贵阳的浙江大学文学院。《思想与时代》与此前的《学衡》《国风》两个刊物“在人事关系以及思想精神气脉上存在着重要关联”[5]，皆贯穿了“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原则立场，但《思想与时代》并非简单照搬《学衡》，“《思想与时代》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于时代思想之关注兴趣，同样毫不掩饰自己将时代思想文化批评建设与民族复兴之宏大使命结合起来的目标”。关于《学衡》（1922—1933）、《国风》（1932—1936）与《思想与时代》（1941—1948）三个刊物办刊的历史关联、组织变迁及作者群的相继与相续，沈卫威在《“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述》中有极为详细的考证和说明。“《学衡》社*初成员除刘伯明去世外（《国风》的“刘伯明先生纪念号”上还刊登了刘原在《学衡》上发的文章），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柳诒徵、汤用彤等人都给《国风》写稿”，“相对于《学衡》的《国风》，新作者有章太炎、朱希祖、钱锺书、胡光炜、范存忠、唐圭璋、卢前、任中敏、唐君毅、贺昌群、钱南扬、滕固、谢国祯、萧一山、萧公权、陈诒绂、李源澄、朱偰等。这些人多数为中央大学的教授”。关于《思想与时代》：《国风》是《学衡》的后继，《思想与时代》又是《国风》的后继。原《学衡》作者有多人为《思想与时代》写文章。从《思想与时代》的作者队伍看，张其昀、张荫麟、景昌极、梅光迪、郭斌龢、楼光来、唐君毅、徐近之、吴宓、刘永济、朱炳海、翁文灏、王焕镳、缪凤林、陈训慈、胡先骕、缪钺、竺可桢、卢于道、谢家荣、贺麟、贺昌群、范存忠、任美锷、方豪、钱宝琮等都是原《国风》的作者。新进作者主要有钱穆、冯友兰、熊十力、朱光潜、谢幼伟，且集中在人文学科。当时，在浙大的张荫麟、谢幼伟分别负责史学和哲学的稿件。成为《思想与时代》主要作者的贺麟，分别是张荫麟清华的同学和谢幼伟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同学。说“《国风》是《学衡》的后继，《思想与时代》又是《国风》的后继”，当然不能从简单的作者考索加以论定，还需说明其精神传统在继承中的损益发展。对于三个刊物之精神传统，特别是对儒家及孔子之立场的相承和发展，我们先作一个基本的考察与说明。 《学衡》的思想谱系非常复杂，就整体来看，可视为20世纪10年代后期至20世纪20年代前期蔚为时代潮流的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反动”。《学衡》第3期卷首刊有吴宓撰写的《学衡杂志简章》：“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客观言之，《学衡》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