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圈发展过程中生态用地耗损的机理与保护对策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章绪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对生态产品出现强劲需求。如何依托土地资源，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与生态服务的期望，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重大关切。本章将重点介绍城市圈发展过程中生态用地耗损研究的背景及意义，梳理国内外城市生态用地变化方面的研究进展，明确项目研究的目标、内容与方法等，为后面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研究做准备。 一、生态用地耗损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生态用地耗损变化具有紧迫性 1.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圈的迅速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工业基础较弱，城市化水平十分落后，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很低，分别为12.57%与10.64%（王崇峰和张古鹏，2009）。而且，在空间分布上，中国的工业和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工业体量与城市人口规模较小，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此时是一种畸形的不均衡发展格局。这种畸形发展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大的变化，城市化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起来了，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土地等要素开始跨区域流动。东南沿海一些城市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率先起步并飞速增长，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孔雀东南飞” 随着东南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农业劳动力也由此开始了非农化的大转移，随着**产业就业人口向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大量转移，人口在空间上也从广大农村向城市迅速汇聚。得益于非农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城市化进程从1985年开始迈入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水平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得到持续提高（图1.1）。中国城市化率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7.92%已经增长到2017年的58.52%，城市化水平以年均超过1%的速度提高，远高于世界城市化的平均增速。 图1.1　1952～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变化曲线 在劳动力人口不断流向城市的过程中，社会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也向城市大量集聚，企业为寻求规模经济在城市不断生长，城市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发展，并进一步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在1998～2018年期间，我国规模城市的数量和总人数均得到了显著增加，城市规模体系指数由2000年的0.6961上升为2010年的0.7376，城市规模体系呈现集中化趋势（任杲等，2019）。此时，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逐渐成为区域中心城市。在中心城市辐射能力不断加强的同时，中心城市外围的城镇实力也出现区域整体性快速增长，次级中心城市开始出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卫星城市的经济联系得到强化，城市发展迈入一个高频联动、区域整体发展的格局，超越单个城市的“城市群”开始出现。 城市群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由城市发展为都市区，都市区进一步演化到都市圈的结果，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我国已经形成了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等国家*城市群。城市群作为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在全国生产力布局格局中起着战略支撑点、增长极点和核心节点的作用，发挥着全国和地区各种生产要素流的汇聚与扩散功能，主宰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方创琳，2014）。从方创琳等（2011）的研究结果来看，中国城市群总面积仅占全国的25%，却集中了全国62%的总人口与80%的经济总量，城市群是今天和今后中国各大经济区*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2014年3月批准实施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已明确定位城市群是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这就意味着，在我国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圈地区又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新时代。 2.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城市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构成系统的要素众多，系统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元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城市是一个结构复杂的耦合系统（罗媞等，2014）。城市化在本质上就是“人口、产业、经济、生活方式及文明程度”等人文要素，与“土地、水、空气、生物及能源”等自然资源环境要素共同作用的过程。这些要素，尤其是自然要素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相互影响、不可分割，一种要素的变化往往导致其他要素甚至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水、大气、植被等往往是*容易受到影响的要素，城市扩张中的土地侵占与硬化极易诱发城市生态问题。高速的城市化在给人类社会带来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破坏与环境威胁方面的问题（张理茜等，2010）。 我国在历经4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城市化水平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7.92%提升至2017年的58.52%，城市群的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城市化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导致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和高度集中，资源消耗规模与速度不断提升，城市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并正在对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产生重大影响和冲击。城市规模越大，所承载的人口越多，自然资源利用的强度越高，城市公共空间、绿地和湖泊存在的机会成本也更高。这导致大型城市自然资源和城市公共空间要素的缺乏，同时，各类生产、生活废物在城市空间上的集中排放，也使得大型城市污染日趋严重，城市生态环境变得十分脆弱（张欢等，2015）。 长江经济带在地域上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个省（市），土地面积约205万km2，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1%，人口和经济总量均在全国的40%以上。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带，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是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是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也是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带，出现了长三角、长江中游与成渝等3个国家*城市群。但是，在城市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本区许多城市也出现了资源日益减少、生态退化、环境恶化的问题，“城市看海”与“雾霾都市”现象频发，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苏振华等，2018）。 从2010～2017年可以查阅到的数据信息来看，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城市内涝现象并有相关研究文献的城市地点有41处，中下游地区许多城市（图1.2），尤其是省会城市，都出现过较为严重的城市内涝现象。 进一步分时段考察发现，长江中下游地区城市内涝灾害发生次数（图1.3），从2000～2005年间的6次，先后增加到2006～2011年间的35次与2012～2017年间的71次，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内涝灾害频发态势明显。 城市内涝灾害的频繁发生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与财产安全。例如，2013年3月22日长沙市出现的内涝灾害，其间有一位大学生因路面积水，不慎坠入下水道被急流卷走丧命。又如，2016年6月30日至7月9日的武汉市洪涝灾害，受灾人口53.58万，紧急转移13.33万人，倒塌房屋5200间，农作物受灾面积12万hm2，减产粮食约12万t，水产养殖损失1624万t，再加上企业停产、堤顼修护、基础设施损坏等，全市经济损失35.5亿元。 城市内涝灾害频发，暴露出我国城市规划与建设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周宏等，2018）。毫无疑问，在这些日益频发、灾情不断加重的城市洪涝灾害面前，我们必须反思并正视城市过快扩张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优化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徐梦佳和刘冬，2019）。 3.新时代人们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有更高的追求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了新的变化，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经转化成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过分强调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带来了种种弊端，这与新时代人们的美好生活需求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其中，*为突出的是人们对优美生态环境及其生态服务的需求与日趋恶劣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城市生态系统的退化与城市生态产品的短缺，为城市周边地区，尤其是生态资源丰富的乡村，创造了提供生态产品与生态旅游服务的发展机遇，乡村生态旅游与农家乐得到发展。但是，总体来看，这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也满足不了人们对“绿水青山、蓝天白云、清洁水源与清洁空气”等生态产品的强烈需求。 生态文明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延续和发展，其内涵比可持续发展更为丰富（宓泽锋等，2016）。习近平同志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新华社，2015）。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制定“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当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两位一体”到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五位一体”反映出党顺应时代变化，针对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突出新矛盾，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战略布局当中。党的十九大报告又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建设生态文明贯穿报告始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经济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方略、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的总要求以及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新观念，都反映出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人们对生态产品出现了强劲的需求。但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的非绿色发展所带来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和生态退 化等问题，已经严重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与人类的福祉。如何满足新时代背景下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望，实施好生态环境建设的战略布局，成为国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城市化过程中生态用地耗损及其保护研究意义重大 1.理论意义：揭示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圈生态用地耗损的规律及机理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建设生态城市与美丽中国已成为社会的共同目标，而生态用地的保护与生态服务功能的提升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资源基础（李锋等，2014）。但是，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40年间，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资源基础也受到严重破坏，城市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日益恶化，城市的生态安全与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当前，我国正在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快速城镇化规划，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大量来自乡村的人口正在从田间地头进入城镇，城镇建设用地出现巨大需求，城市将会在空间上进一步扩张，城镇周边的耕地、林地、草地与水体湿地等生态用地正在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方创琳和马海涛，2013）。如果在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还出现生态用地迅速减少的局面，我国城市的生态安全与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都将会面临更加困难的局面（侯沁言，2017）。因此，处理好城镇化速度与生态用地保护之间的关系，选择正确的城镇化道路，已成为当务之急。基于国情，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了继“耕地保护红线”之外的“生态保护红线”问题。在现有土地管理制度下，耕地资源因为有“耕地红线”控制，有“用途控制、总量平衡、土地整理”等管理办法，在数量上可以得到有效保护;但是，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修复并保护城市生态用地，如何提升城市生态用地服务功能等，却是个新的课题。 因此，在理论上，厘清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在时空过程上的转换关系，剖析生态用地在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