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种阳光的人:伦勃朗

路途果然很近，我们沿着霍特库柏渠畔往前走，没多久后向左转个弯，越过安桑奈·斯鲁伊水闸，进入安桑奈·布利街后来到了一座两层楼的前面，从房屋的外观看这里应该住的是一名富商。　　来到屋前还没等我们敲门，一个人便焦急地打开房门问：“这位就是医生吗？”带我来的那位说话尖酸刻薄的中年妇女回答道：“是的，这是我在*近的地方所能找到的人，希望他会看病。”那个人听后说：“说话要有礼貌点儿，傻婆娘，快请医生进来，我去点蜡烛。”客厅里很黑，而且有一股呛人的酸味，一度让我以为自己来到了一个炼金术士的实验室。蜡烛点亮后我才发现这并非真是个实验室，屋子的中央摆放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上面放着很多幅素描和画稿，墙壁边也隐约立着一些用阴暗色彩绘制的油画，由于光线较暗我无法看清画作的内容。　　房门打开后我见到了这里的主人，一个肩膀宽厚手臂有力的健壮男人，样子似乎常年从事着繁重的体力活，但这里的素描和油画应该都是他画的，那么或许他是个能看懂表格和建筑设计图的高级石匠或木匠，又或许是建筑公司的领班吧。按说这样的人应该没有能力在这个城市里*好的街道买如此大的房子居住，不过在阿姆斯特丹这个奇怪的城市里房屋的建造程度如同雨后春笋，一些和市参议会有某种关系的人也能一夜暴富。现在住在海伦街*豪华的住宅里的人，很多年前连肉都吃不上，目前为止连刀叉和餐巾的使用方法都还不会，这么看来一切也就不奇怪了。我用平和的口吻问道：“病人在哪儿？”“在大房间里。”他回答的语气温文尔雅，这让我很吃惊，这种声调和他那粗犷的平民外表显得极不相称。我默默地脱下湿漉漉的外衣时心中暗暗认定，看来这里的主人属于和我同样的阶级。于是我友善地自我介绍说：“你好，我是凡·隆恩医生。”他客气地帮我把外套放在椅子上和我握手并微微鞠躬说：“你好医生，承蒙光临很荣幸，我姓凡·莱因，请您诊断的病人是我的妻子。”说完他端起蜡烛带我穿过客厅来到里面的一个房间，这里有一盏小油灯，还生着一堆火，光线并不是太黑暗，但却使我产生了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比刚走进房子时更加强烈。　　这种感觉很难言表，作为一名医生我似乎也不便说明，因为医生和他的病人接触很密切，对病情会有一些不好的预感，但也往往会忽略掉事情发展的顺序，有时候我在进入病人家中时便已经感觉到了那种强烈的死亡预感，但也只能在病人去世后才说明，而这时往往会让人认为这是我事后捏造出的感觉。虽然我也曾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这么“捏造”过，但那只是在惨剧发生之后我表达对失败聊以自慰的情绪罢了。　　病人躺在放置于墙壁凹处的床上，看来他们并没有沾染法国人那种将床放置在屋子中央有利于夜晚通风的富豪才喜欢的风气。我将床边的摇篮挪开试图走近看看病人的情况，由于光线阴暗，我请他的丈夫把蜡烛递给我，并低声请他问问他妻子是否睡熟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病人便睁开眼非常无力地低声说：“不，我没有睡熟，但是我很疲倦。”似乎是为了强调疲倦的程度，她又重复了一遍：“非常疲倦。”于是我坐在床边进行了一些惯例性的检查，并问了一些问题，但看起来这已经让病人力竭不支了，我只能尽量问得简短些。为她听诊后，我发现她的心跳很弱，但却跳得非常快，很不正常。再伸手摸了下她的前额，全是冰冷的虚汗，在我为她盖上那蓝色的被单时，我发现这间屋子里的家具全部是蓝色的。四面墙上挂的是浅蓝色的壁毯，椅子上铺的是蓝色坐垫。扫过一眼后我嘱咐她尽量让自己睡着，并给她开了一剂镇静剂。之后我转身对她丈夫招了招手，示意耍和他单独谈谈。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和他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是在哪里见过，但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究竟是哪里呢？他端起蜡烛走到门口对那个请我来的保姆说：“基尔蒂，你来看护夫人，照应孩子，我和医生到楼上去坐一坐。”原来那个请我来的保姆一直在客厅等待着送我出去，这时她的脸上出现了内疚的神态，或许她刚才一直趴在门口偷听了我们的谈话，才会有这样的表情吧，我不禁猜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