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

近代中国史学经历过三次革命，三次的内容都繁复，不过也可以找出几个重心。次史学革命是以梁启超（一八七三至一九二九)的《新史学》为主，它的重心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第二次革命是以胡适（一八九一至一九六二）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及傅斯年（一八九六至一九五O)在“中研院”历史语言开展的事业为主，重心是“如何研究历史”；第三次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重心是“怎样解释历史”。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次史学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人们反复争论中国究竟是“有史”还是“无史”。

读者们一定感到讶异：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献发达，而历史编纂传统又如此丰富的国家，何以在世纪之交突然出现措辞这么激烈的争论？在“有史”和“无史”的争论中，梁启超等人宣称中国“无史”，但是也有人出面坚持中国“有史”，有名的一篇文字是马叙伦（一八八四至一九七O）的《中国无史辩》。①坚持中国“有史”的一派强调中国史学编纂传统源远流长，宣称中国没有历史的这一边则认为传统史学大多未将国民的整体活动历史。这一波论争促使人们反省“什么是历史”，发动这一场论争的梁启超在一九O二年写了几篇文章，并在其中提出了四个概念，追随的人们便以旧史中是否含有这四种概念所指涉的历史来决定“有史”或“无史”。梁启超在一九O二年所写的《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近代新史学的里程碑，几乎出现在所有近代中国史学史的著作中；而这两篇文章中的一些片段，历史学者通常也熟读成诵，尤其是《新史学》，受到当时日本流行的“文明史”影响，责备旧史家只将相而不写国人的历史，大家已经熟悉，照理已经没有太多的剩义可供探讨了。不过，一般多专就史学内部的观点来谈这两篇文字，不曾从晚清以来政治概念与政治词汇的角度来谈它们。所以我想强调的是晚清的政治思想如何促动这场史学革命。如果我们打开《新史学》，会发现梁氏所重视的是“国家”“国民”“群”“社会”的历史，这四个词语在传统中国极少出现，即使出现，也不是近代人所了解的意思。就以“国民”一词来说，一八九九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三十册“本馆论说”中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中便表示：“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