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中国时刻

　　《现代性与中国时刻》：　　抗战爆发那一年，我父亲14岁，在今天看来还是一个在撒娇的年龄。但14岁的他是家族里的长子，他有两个姐姐、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的父亲早就死了，他的母亲没什么文化。战争一来，14岁的他作为长子需要照顾一家七口人逃亡。前些年，我和父亲聊天，他说战争真是不堪回首。当时*好的逃亡方法是坐轮船从南京溯江而上到武汉。可是轮船都被包租给军队，剩余的由达官贵人包揽，平民百姓很难乘坐。另外一条路是走公路往南逃，可是没有交通工具。因此，我父亲一家人挤上渡轮，到了江北浦口再挤上火车，从津浦线北上到徐州，再转陇海线到郑州，再转平汉线到汉口，从汉口过江，再转粤汉线到长沙。经过两三个月的颠沛流离，*后在湖南落脚。万幸的是一家人没有失散，没有受伤，这就是无组织状态下逃亡的真实写照。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实在无暇顾及战争中的社会各界。再看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时，即时死伤人数达十多万人，但是就在两天之后，广岛的地面交通基本恢复。除了百姓守纪律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当年日本整个社会的运作和物质基础好过中国。　　再次是社会治理的问题。国民党组织力差，且军阀割据，各自为政。1938年初，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去世，四川军阀割据。蒋介石想换自己的人张群当省主席。张群出生于四川，为人圆滑，跟地方势力还算合得来。但是地方势力对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还是有各种抗拒的。四川作为战时首都所在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后只好由蒋介石兼任。于是，在上报公文时便成了：四川省主席蒋中正呈行政院院长蒋中正，行政院院长蒋中正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即蒋介石自己给自己写公文报告，报告传了三四回还是在自己手里。这也说明地方势力割据的严重性，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前近代中国的产物，而在同时代的日本、德国却没有出现这种状况，这于抗战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时，能直接控制或者政令有效的范围主要是江浙沪地带。虽然经过各种努力已不断扩展地盘，但在抗战之初很多地方还是不听国民党的命令，包括四川、云南以及山东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政府对东北关注度不够，对外采取妥协政策，没有下令抵抗。当时东北主事的张学良有些犹豫，不想在没有中央指令的情况下打仗，结果使日本关东军的冒进得以成功，而日本在中国反应不力时越来越冒进，*终导致“卢沟桥事变”的发生。这是一个国家没能凝聚为整体民族国家的表现，而没能凝聚恰恰说明社会治理没达到一定的程度。　　自卢沟桥开火以来已经一个月，北平、天津沦陷，但蒋介石还在决策究竟是打还是不打。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开国防*高会议，上层仍然有各种不同的声音。蒋介石的判断是日本绝不会罢手。国军一直在后退，不敢奋力一击，便会一路溃败。因此，这次会议*终的决策是：事已至此，只能打。　　其实，早先蒋介石还派亲信下属刘健群到华北向宋哲元传话，希望他这次一定要坚持。宋哲元问道，蒋介石到底是什么意思，打还是不打？真打还是假打？刘健群和他讲，这次一定要真打，一定要给日本一点颜色看看，把日本吓回去。宋哲元觉得这不是赌博吗？如果日本不害怕，*后真打起来怎么办？刘健群说：“那也只能真打。”其实，刘健群也没有完全领会蒋介石的意思。蒋介石的意思是，打起来对中国固然不利，但是中国地大人多，还可周旋，以空间换时间，更何况还有国际。中国国力确实比较弱，不一定能打得过，但并不代表美国打不过，英国打不过，苏联打不过。我们要把他们拉下水，帮着中国一块儿打。这是蒋介石的眼光所在。后来美国也确实被拉下水，但不是因为蒋介石拉它下水的，而是因为日本侵犯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但蒋介石毕竟有这种眼光，对一场战争的判断不应仅局限于国内，还应有国际方面的考量。　　当时的社会整合不力，军阀割据，一盘散沙，对抗日本的侵略确实不易。虽然日本侵略的责任者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但并不代表日本民众就不参与这场战争，士兵不都是日本民众吗？日本民众参与这场战争的方式，跟中国民众参与的方式不一样：日本民众是在高度组织的情况之下参与这场战争的，而中国民众往往是被动地、散漫无章地参与，两种参与方式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总结起来，抗日战争是前近代中国对抗近代日本的战争。前近代想要战胜近代，如果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有一个高效的组织，还是有弥补的可能性的。但是，当时国民党缺乏这些条件，从而影响到弥补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