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酒不分家

花生米 我家里没有喝酒的传统，祖父不喝，父亲也不喝。家里的饭桌上是见不到酒的，过年的时候也没有。 尽管如此，追认起来，也许我后来对酒的向往之诚，在幼时已经开始酝酿，只不过缺少自觉而已。中学毕业之前，没沾过酒，只是看过人喝酒。有两个酒人，喝酒时的表情应该给我留下过印象。一个是小黑子他爸，原本就是高喉大嗓，喝了酒更是声高，对他的拍桌子和骂骂咧咧，我有时看作豪气，有时视为粗鲁。 另一位住得离我们院子不远，常从他家门前经过，天好的时候，就看他坐在矮桌边喝酒，有时在门前的空地，有时在屋子里面，门敞着，像乡下的堂屋，另一扇门通向院内，越过他的头顶可以看到一畦绿菜。独门独户，偌大一个院子，土坯的房，土坯的墙，其实围着的，就是一个菜园子。记不得他是拉板车的还是什么别的职业，反正是干体力活的。 他们家抛头露面因此知之者众的，是他老婆，住那一片的人都叫她“陶妈妈”。她是居民小组长，常要挨家挨户地通知些事项，下达些任务——比如该交“战备砖”了之类。我偶或也被大人差去复命什么的，于是过其门而外，又有登堂入室的机会。 倘在傍晚吃饭的时候，老头子多半就正在喝酒。挺安静的喝法，一声不吭，慢条斯理，鼻子红红的，仿佛也有几分陶然。陶妈妈也喝，听说她“解放前”做过妓女，这个“解放后”已然消失了的行当很有几分神秘，引人遐想，当然如我之辈，也想不出什么名堂。只是有次陶妈妈来通知什么事，满口的酒气，还抽着烟，过后老阿姨和母亲说话间，似乎就把她的又抽烟又喝酒与那古老的行当联系起来。见我在一边，母亲很快就截住老阿姨的话头，陶妈妈的身份（尽管已是过去时）因此也就更显神秘。 可陶妈妈看上去与想象中妓女的艳冶、风骚一点不沾边，巴巴头（妇女梳的圆形发髻），长年一件不蓝不灰看上去脏而旧的大襟子衣裳，有点焦眉烂眼的，再就是一口被烟熏得焦黄，因稀疏而更显大的牙。她可能不像她老头子天天喝，但也在一边坐着抽烟。屋子里有张八仙桌，但喝酒都是在那张看上去快散架的小桌上，几只粗陋的碗碟，当然还有粗瓷的小酒杯。我去时陶妈妈除了惯常“啊吃过了？”的发问之外，有时还会让吃花生米，这让我注意到桌上有只阔口的玻璃瓶，里面装着油氽的花生，有个小碟，里面也是花生，显然就从瓶中来。后来我在其他人家看到过喝酒的人也有同样的花生储备，知道是怕花生回潮发软不好吃采取的措施，每次倒出一些便赶紧盖上盖。而瓶里面的总是较倒出的更诱人。意识中酒与花生的关系就此绑定。 既然不知酒昧，闻不出酒香，喝酒人的神情虽非负面也还不能领略其妙，陶妈妈的喝酒又让人对喝酒是不是“好事”产生疑问，而玻璃瓶中的花生米却是印象颇深，我就只能假定，我对酒的向往朝童年记忆追溯下去，没准是从下酒物开始的，确切地说，是从花生米开始的。 花生在我们家算不得稀罕物儿。父母都是泰兴人。泰兴是沙土地，适宜长花生，不管哪边的亲戚进城，山芋、元麦粉之外，捎些花生，属题中应有。我不反对花生，问题是大多数时候，带来的都是连着壳的，而我被支派干家务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剥花生。这不免影响到我对家里花生的态度，虽然并不反对吃。 很长时间里，我很固执地认定家里的花生很糟糕，参照系即是陶妈妈家玻璃瓶中的。这与我们家的制作过程有关，与老家的花生品种无涉。店里卖的花生在分类上大体归在炒货。过去所谓“炒货”不像现在的往往用上了现代化设备，是地地道道的“炒”：炉上支径可三尺的大铁锅，锅中滚烫的铁砂和着花生、瓜子之类，大师傅站一旁手执铁锹也似的大锅铲，一下一下地翻炒。栗子上市的时节到处在卖糖炒栗子，有更多的店家门口支起锅来，当街作业，现炒现卖，铲子翻动一下，便有一阵香甜气味飘散开来，相当诱人。这样炒的花生，都是连着壳的。过年时自己家里也炒，不知道哪里弄来的铁砂——没这玩意儿，就容易给炒焦了。 连壳炒的花生，吃起来又要剥壳又要去皮，我有点感冒。去了壳（无油）干炒的我更能接受，省事之外，还因炒制时味道更能进去。路边小店里就有卖，通常是店家用纸包作三角形，偶或可见路人打开了且食且行。家里待客，这也是常见的品种，与瓜子并举，为炒货的大宗。印象深的有两种，一种颗粒较大，椒盐昧的，皮色泛白，另一种是染了色的，近鲜红或紫红，用的是小粒的花生。前者是香里带成，后者应该不是落选的残次品，而是另一花生品种，密实而有一种紧凑的甜香。 P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