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史研究史·边疆民族卷(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1947年，卫惠林在《边政公论》上发表了《论现阶段的边疆问题》，对边政学的研究范畴再次进行了强调。他认为，引发中国边疆问题的因素，**是民族问题，从当时形势来看，欲言中国已无民族问题，或中华民族已是一个，实言之过早；第二是政策与制度问题，过去传统的边疆政策和制度在中国各边疆地区仍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一切进步建设的努力都因此而无法推动；第三是文化教育问题，中国边疆地区各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多数边民的生活方式仍保持其原始的民族传统，尤其是语言和宗教构成了边疆民族的精神堡垒，此二问题若无长期深入的文化工作，绝对难望其有何改变；第四是经济问题，边疆经济的落后和边疆人民生活的贫困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随着交通的开发，在给荒凉的边疆带来一些繁荣与进步的同时，也打破了边民以往因闭塞而安之若素的心理，给他们带来了混乱和苦闷。边疆政策、制度及民族既是边政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亦是当时中国边疆亟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从《边政公论》的实际研究内容上看，其设有政治、经济、社会、民族语言、历史、地理、交通、宗教、教育等栏目。至1948年12月停刊，《边政公论》总计发行7卷58期，发表文章410篇，其中，地理类69篇，教育类12篇，经济类20篇，历史和史地类47篇，民族和民族语言类46篇，社会和社会文化类63篇，政治类71篇，宗教类15篇，等等。尽管对边疆社会和边疆政治的研究占有较高比重，但对比并不强烈。这说明它是更偏向于综合性的边疆研究刊物，依托于此的边政学实际上是一个几乎囊括所有与边疆有关学问的学科。而正是这种广泛性，使它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如顾颉刚、白寿彝、韩儒林、张维华等当年禹贡学会的会员，任乃强、许公武、江应梁、刘家驹等新亚细亚学会的会员，都是《边政公论》的特约撰稿人，其作者群体更是几乎涵盖了当时边疆研究各领域的有名学者。由此可见，它亦是当时边疆研究的一个大的集合体，同样体现了合作的趋势。　　因此，以边政学的兴起而认为历史学抑或历史地理学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从而落后于人类学和政治学，这一观点并不十分准确。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在国家面临生死危亡的时候，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者积极转向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在边疆研究领域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从学科上看，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本身就与边疆危机和现代主权国家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将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活动、各个团体、不同刊物都纳入边政学构建范畴之内，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研究范式，并不能掩盖这一时期边疆研究多学科、多视角、多领域全面展开的特点。如柯象峰所言：“我国边疆之研究园地既广，而研究之方面亦多。举凡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中重要部门之学者，均可参力口，例如气象学家之研究边疆各地气象，地质学家研究边疆各地地质，地理学家之研究边疆各地山川地势以及边界问题……其他如水利也，森林也，矿藏也，农实也，畜牧也，无一不需要专家之贡献，在人文科学方面，则考古学、史学、政治学(包括外交）、经济学，均应各占重要之一席。”①至于顾颉刚提出的边疆学则未得到更多的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顾颉刚没有就边疆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对象和内容等做进一步的学理探讨，从而使得其学科体系仅停留在“启蒙”阶段，应该是很重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