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与马克思对政治的不同理解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丛书—马克思主义)

　　他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与意志能力，开始有了与上帝之间的分别乃至对立。在《圣经》中，蝮蛇就是魔鬼、邪恶的代表，在伊甸园中已经潜在地包含了邪恶的因素，只不过在蝮蛇没有引诱夏娃之前，人类始祖并未沾染这种邪恶。但是，在人类始祖不听取上帝的劝告，转而听取了蝮蛇的诱惑之后，事件的性质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就是邪恶的种子在人类始祖身上开始滋长，一旦人类始祖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就真正具有了人的意识，进而与上帝区分开来，人类始祖对上帝权威的违抗，造成了人与上帝之间的紧张关系。　　伊甸园中人类始祖之所以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就在于上帝与人之间建立了庇护与服从的关系。人类始祖悖逆了上帝的意志，就是对*高价值、绝对权力、统治秩序的极大挑战。上帝将人类始祖驱逐出伊甸园，就在于人的危险性业已形成，如果人类始祖继续留在伊甸园中，他们可能会继续挑战上帝所确立好的秩序，这无疑是对上帝绝对权威的挑战与否定。上帝将人类始祖驱逐出伊甸园，意味着上帝不再允许这种事件的发生，上帝要维护神学世界的*高价值和统治秩序。将人类始祖驱逐出伊甸园，意味着上帝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分开了，人类始祖带着原罪回归到属人的生活世界，从此差别、对立乃至敌对等得到了扩展，人类社会内部的纷争甚至战争无法避免。从这种意义上说，原罪代表了区分乃至对立的文化元素，这种文化元素恰恰是世俗世界难以摆脱的，从而构成了人与人之间分裂、对抗的深刻根源。　　然而，其实这种分裂、对抗的因素就存在于神学之中。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它是一个完满形象的象征，但是它为什么允许魔鬼的存在？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上帝作为至善的代表，它的善良到底是如何彰显的？如果没有魔鬼形象的出现，上帝的至善是难以彰显的。这就说明，上帝作为至善的完满形象，需要作为邪恶对象魔鬼的对照，在这种对照中才能显示上帝的至高伦理道德。这就说明分裂、对抗的要素早在上帝那里就出现了，作为完善理念的上帝，它需要魔鬼与之对待，在上帝与魔鬼的相互对待中，才能为上帝的存在提供存在论上的证明。原罪之说，说明人类始祖偏向了魔鬼一边，成为了邪恶的携带者，魔鬼的因素随即在人的身上得以体现，从而人本身就成了善与恶交织的矛盾统一体。在人身上恰好以对立的方式，既体现了神性的存在，也体现了魔鬼的踪影，实质上是善与恶的交织。　　施米特将原罪看得如此重要，就在于他抓住了人反抗上帝这一重要事件。人既然可以反抗作为绝对权威的上帝，他也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能力去反抗同类。原罪已经取消了上帝与人之间的绝对同一性，使得差别、对立的因素在人的身上扎下根来。由原罪而来的差别、对立成为敌对性的来源，施米特正是抓住了原罪事件的这种特征，并将其不断放大，将敌对性看作了人类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方面，进而成为他的政治理解的深刻来源。　　施米特的政治哲学，通过回溯到神学，将原罪确定为人性恶的主要依据，进而发展出了将敌对性作为思考对象的政治理论，体现了他对人与人之间敌对紧张关系的现实关注与把握。基于对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紧张关系的坚定判断，施米特反对人性善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善恰好体现在自由主义的思维模式中。“对施米特来说，自由主义的谬误在于认为人类在本质上是善的，因此如果我们清除仇恨，就能够清除敌对与杀戮。”①从自由主义的观点看，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共识是主要的方面，差异、分歧可以通过商讨加以解决。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分歧不会发展到敌对性的程度，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协商加以解决，进而被控制在和平解决的范围内，难以发展成为激烈的斗争乃至战争。施米特从性恶论的角度出发，否认了这种商讨政治的有效性，进而对作为其前提的自由主义作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人性善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人性善已经违背了原罪之说，违背了宗教神学所确立的差别、对立乃至敌对的原则，而这种原则在人类社会中不断地在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