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人文经济学视野下的清代小说(精)/陈庆著

　　中国古代小说，一部分是用文言写的，即文言小说，另一部分是用白话写的，即白话小说。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区别，不仅是语言形式的不同，同时还伴随着其他方面的不同。例如，小说家是否具有无所不知的权力，两类小说就各有其传统理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文言小说，无论是《世说新语》这一类子部小说，还是唐人传奇这一类传奇小说，都大体遵守一个共识：人的外在言行可以记叙，人的内心活动则是不能记叙的，因为一个记叙者不可能观察他人的内心世界，而只能根据外在的言行来做推断。因此，直接心理描写这样一个在白话小说中广泛使用的技巧，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文言小说中却不见踪影。与此相应，有些外在言行，例如一个人独处时的自言自语，或者两个人的私密行为，这些在白话小说中可以自由叙述的情形，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文言小说中也是被禁止的，因为，既然是无外人在场的自言自语或私密行为，就不可能被观察到。甚至在清代，这一惯例也依然为许多人所信奉或认可。例如，晚于蒲松龄的纪昀，其《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就有这样一则：“申苍岭先生言：有士人读书别业，墙外有废冢，莫知为谁。园丁言夜中或有吟哦声，潜听数夕，无所闻。一夕，忽闻之。急持酒往浇冢上曰：'泉下苦吟，定为词客。幽明虽隔，气类不殊。肯现身一共谈乎？'俄有人影冉冉出树阴中，忽掉头竟去。殷勤拜祷，至再至三。微闻树外人语曰：'感君见赏，不敢以异物自疑。方拟一接清谈，破百年之岑寂。及遥观丰采，乃衣冠华美，翩翩有富贵之客，与我辈緼袍，殊非同调。士各有志，未敢相亲。惟君委曲谅之。'士人怅怅而返，自是并吟哦之声亦不闻矣。余曰：'此先生玩世之寓言耳。此语既未亲闻，又旁无闻者，岂此士人为鬼揶揄，尚肯自述耶？'先生掀髯曰：鉏麂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子乃独诘老夫也！…纪昀的这则笔记，以诙谐的笔调说明了一点：那些没有旁人在场的言行，且当事人又不可能自己讲出去，记叙者就没有权力记叙，因为一看就知道是虚构出来的。纪昀不仅认可这一源自文言叙事传统的共识，并曾根据这一共识批评过蒲松龄。他的门人盛时彦，在《姑妄听之跋》中引了纪昀这样一段批评《聊斋志异》的话：“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伶玄之传，得诸樊嬺，故猥琐具详；元稹之记，出于自述，故约略梗概。杨升庵伪撰《秘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见古书故也。今燕呢之词、媒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②纪昀的理论依据，正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文言叙述传统。在这种传统中，种种私密生活场景，除非是作者本人的自述，或者是亲历者的讲述，否则就不能细写。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是在这两种情形之外，一概“细微曲折，摹绘如生”，所以纪昀质疑道：“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　　纪昀的质疑，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文言叙事传统来看，当然是有其道理的。不过，假如站在蒲松龄的立场，这些质疑都没有提出的必要，因为.蒲松龄虽然是用文言写作的，却也从唐宋以来的白话叙事中吸取了大量养分。在现存的宋元话本如《错斩崔宁》等作品中，直接描写人物的心理和种种私密场景的例子时有所见，表明白话叙事并不把这类描写视为禁区。蒲松龄是一个长期生活在乡村的文人，不仅熟悉和擅长以文言写的传奇文体，也熟悉和擅长以白话写的各种民间文体如俚曲之类。他的下层文人身份和文化素养，使他在跨越文言叙事和白话叙事的壁垒时没有任何心理障碍①。他的不同凡响的才能，又使他的《聊斋志异》兼有文言叙事和白话叙事之长，同时避免了杂糅之弊。其突出的长处在于，对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的描绘，洋溢着生气勃勃的现场感，那种热烈灵动、龙腾虎跃的笔墨，那种风流跌宕、多姿多彩的风度，绝非传统的文言叙事或白话叙事所可比拟。聊斋处处以此会之。“②”昔人谓：莫易于说鬼，莫难于说虎。鬼无伦次，虎有性情也。说鬼到说不来处，可以意为补接；若说虎到说不来处，大段着力不得。予谓不然。说鬼亦要有伦次，说鬼亦要得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