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

　　对威廉斯的著述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倍加努力地去将文化诸过程表征为物质性。在这一方面，他改变了他早期对长期革命需要维护超自然的文学文化的强调，这种文化的指向是围绕“某些绝对或普遍性价值观”（威廉斯，1962：57）。他论述媒介的第二部著作主要是探讨电视的问题，这也许是他将文化唯物论应用于历史分析的典范。威廉斯的分析在三个层面上展开：（1）决定电视发展的社会物质关系；（2）对电视内容的潮流或格调的分析；（3）对隐藏于某些电视“效果”研究背后的某些假设的批评。在这三个分析层面中，威廉斯看来特别钟情于**个。　　1.电视是怎样占领了我们文化生活的中心部分？这对威廉斯来说是一个首要问题。如果凭借技术范式，则难以恰当地回答这一问题。譬如说，对威廉斯的问题给出一个让人难以满意的回应，就是聚焦于发明了电视的科学研究。以这种方式来审视技术，就是从社会的各种需求、目的和实践中抽象出电视的普及。按照威廉斯的话来说，公用事业电视的发展，可以说是过度取决于经济、国家和他所称的易变的个人条件（威廉斯，1974）。在威廉斯所分析的许多原因中，*关键的原因是私人资本，其利益支配了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广播的文化形式一样，电视的文化形式必须适应由家庭为基地的消费主义所形成的市场。换言之，电视技术必须适应各种“个人”收视条件的需要，而且体积要小得便于移动。*初电视机常常被置于家具内，这些家具被设计为刚好能安置于家庭的客厅。威廉斯常常将这种条件称作个人条件，而这种条件却在某种程度上被国家的公用广播政策抵消了。这些左右英国电视发展（虽然在美国并不是这样）的导向机制既具有公用性又具有个体性。尽管电视的商业化意味着电视是个人的消费品，可电视的公共管理给国家提供了一条促进其自身合法性的途径。既可以是家长式的也可以是民主式的公用事业广播的思想，产生于由国家界定的民族文化。然而，自1950年代以来，各种广播系统*重要的发展是美国传播的扩张。原先全国的和由国家控制的广播转变为全球的和商业的电视形式。这一形势已创造了一个电影、电视和录像的世界市场。威廉斯声称，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在文化上正在涌现的卫星和有线电视系统的发展。在文化生产方面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削弱了英国的优势，并且可以通过廉价电视的倾销来遏制区域产品的制造。另一个办法是，对新型的传播系统所采取的更加“社会化”的方法，可以通过各种更为区域性的控制形式，尽力去削弱大规模资本和各民族国家的优势。公用事业广播在保持与国家和国际的联系的同时，可以继续不断地区域化和民主化。　　2.威廉斯通过审视各电视网上的电视节目的分布情况和他所称的电视流通（television flow），探讨收看电视的“体验”。对商业电视和大众文化教育电视的内容分析显示，大众文化教育电视能提供更具有社会性和教育意义的节目。但是，这两类电视的共同之处是，电视节目的编排被组织为一种连续性的流通，其用意是想吸引住晚间消遣的受众。伊恩·昂将电视流通描述为“各节目易变不定，缺少能给受众留下具体深刻印象的个性”（昂，1985：22）。把握这种现象的*佳办法，就是体验一下被动地收看电视，而不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具体的节目里去。认为电视已成为一种个人消遣途径的观点，是一种观念上的疏忽。相反，威廉斯认为，电视传播诸频道的开设，能为更加有力的公众讨论提供一个批判论坛。　　3.威廉斯所评论的许多受众研究，与技术决定论的各种假设一样，也是基于对各种假设的物化。在威廉斯写这方面的文章时，对孤立于科学的“效果”的探索，已左右了这种研究的范式。这种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多半是因为将电视影响割离于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受众的语境和地点。同样，明显表现于这一分析的过于简单化的各种因果模式常常认为，电视的体制结构不值得研究。虽然威廉斯认为，受众研究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这些问题不具备大众传播的社会结构所保留的政治重要性（威廉斯，1974：123）。　　威廉斯的文章对于介绍英国的报刊历史一直很重要（威廉斯，1965，1978，1989c）。他的贡献与他对关于电视的贡献一样，将历史的研究方法与这样一种欲望融为一体：竭力沟通关于报刊的各种激进的和自由的视点。尽管威廉斯认为，要维护报刊的批判自由，有必要将全国性报刊独立于国家，可各种自由的观点往往漠视了联合大企业的控制力量。20世纪已目睹了全国性报刊的两大发展：激进的通俗报刊的销声匿迹和报刊在文化上的两极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