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技术与环境:鱼鳞大石塘形成史的考察

两浙鱼鳞大石塘的技术成熟于晚明，但是此前已经过了长时段的实践与探索。五代以前的海塘建设以土塘为主，后来随着海岸线的变迁，钱塘江北岸的塘工先是集中在杭州一带，随后转移到海宁地区，明代以来的塘工重点又集中在海盐一带。塘工重点的转移，与钱塘江大溜的变化密切相关，同时还伴随着海塘形制的改进。明代的鱼鳞大石塘技术是海塘技术的顶峰，但是该技术并没有立刻广泛使用，而是出现了条块石塘等各种石塘技术的变种，原因是这种石塘的费用太高，在主要由地方自行筹集资金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大规模推行。明末清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直到雍正朝之前，两浙塘工均没有采用鱼鳞大石塘的技术的原因就在于此。 从雍正朝开始，两浙鱼鳞大石塘的建设方逐渐拉开序幕。雍正朝的两浙海塘工程，从开始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皇帝打击浙江官绅集团的大背景下，塘工成为与严酷手段配套的统治措施。雍正二年（1724）的大潮灾开启了皇帝借助天人感应来告诫两浙臣民忠君的序幕，并借助打击海宁陈家来为塘工寻找经费。相继发生的汪景祺案、査嗣庭案是皇帝打击浙江士绅集团的系列步骤，塘工稳固是利用天人感应来树立权威的。随后发生的曾静、吕留良案，直接导致在雍正七年并没有发生大的飓风或潮灾的情况下，皇帝认为吏治与海塘是浙江**要务，关系密切。 在这一系列政治大背景下，海塘的岁修和抢修制度确立。署理督抚在施工中刻意逢迎，把因新涨沙洲的出现而致大汛潮流方向改变从而稳固北岸海塘的现象，归结于皇帝感动上天而出现的祥瑞。建设海神庙更多是政治需要，雍正急于通过此举彰显君权神授并强化臣民的忠君思想。不利用自然地理学与河口海岸动力学知识，无法明白海岸边滩自然修复的原因以及臣工借此逢迎皇帝的历史真相，更无法明白雍正七年闰七月以来的海岸变化与大水加潮汐导致的动力波动密切相关。当年北岸边滩出现潮沟与次年潮沟逐渐被填平，均是自然变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在海神庙工程尚在进行的特定政治环境下，这种现象引发的后果耐人寻味。不仅仅雍正八年皇帝得知潮沟渐平时拍手称快，更重要的是在潮沟初现时臣工为了自保而决定大规模修筑石塘。 雍正朝两浙海塘中小门引河与尖山石坝是皇帝坚信“天人感应”、为有效统治浙江并宣扬敬天忠君思想而强制推行的工程。不尊重自然规律，终受自然惩罚。决策失误的*大责任者是雍正，在君主专制情况下，臣工无论据理力争或逢迎圣意、溜须拍马，工程出现问题后都难免成为替罪羊。工程进行中及出现问题后对臣工责任的处理上，均充分反映出统治者内心深处的满汉分异，关键时刻更相信内务府亲信，种族认同感更强。臣工的表现也充分暴露出此点。 乾隆初的两浙塘工是雍正末计划的延续。被冲边滩自然恢复导致北岸涨沙不断，督抚却奏请改柴塘为鱼鳞大石塘，刘统勋建议循序渐进改建。新抚常安因反对而得罪诸臣，新督那苏图决定以间接护岸工程为主并准备重开中小门引河。为官艺术高超的那苏图、刘统勋没有完全停止塘工，因为他们深知地方视塘工为利薮，不能彻底断了别人的念想。中小门引河的成功带有很大偶然性，成为当年皇帝眼中的一抹亮色。方观承被速擢为直隶总督，他与同年被构陷而惨死的常安形成鲜明对比，典型的自然因素造英雄。 由于长达十数年的潮走中小门，乾隆的前两次南巡均不曾对海塘有大的工程计划。潮走中小门所导致的两岸海塘安稳，是政通人和的*直接表现。乾隆想大规模改建石塘，始于第三次南巡，他想实现对于海塘“一劳永逸”的追求。但是，客观自然环境导致当时只能以维修柴塘为主，并注意间接护岸工程，以便“补偏救弊”。 大规模石塘改建从第五次南巡开始，乾隆希望通过河工、海塘来建立自己的不朽功勋，他谕令在并不需要改建的柴塘中伺机改建石塘。该决策撇开了石塘需修建坦水等间接护岸工程的技术要求，强调以柴塘作为新修石塘的坦水，并强调柴塘不必岁修也可保安稳。这一抛开自然环境与塘工技术要求的决定并不符合客观规律，但乾隆仍然如此行事，因为如果新建石塘仍需建设与维护间接护岸工程，无疑等于说该工程完全没必要。 为维护柴塘后新筑石塘决策的正确性，乾隆使出浑身解数。当臣工谈到新修石塘需修筑坦水或岁修作为石塘外护的柴塘时，他的反应是：反复声称柴塘作为石塘外护不需岁修，把决策失误的责任直接推卸给相关臣工，或隐晦、露骨地暗示钦差大员，把责任推卸给工程相关负责人员。但是，任凭皇帝极力维护自己决策正确的伟大形象，客观技术上的要求终使他批准了柴塘岁修专项银制度，也侧面了说明他决策上的失误。 即使被骂得狗血喷头，为了自保，列位臣工仍以或明或暗的方式一再表明新修石塘要配套坦水或者岁修作为石塘外护的柴塘。否则，此时迎合了皇帝，将来需要维护石塘间接护岸工程时，仍将被皇帝指责甚至被罚银追赔。久经宦海的阿桂在刚申请把柴塘改建为条块石塘后旋又修改为鱼鳞大石塘的计划，就是认准了乾隆要追求“一劳永逸”的效果。 鱼鳞大石塘建成后，柴塘专项岁修银制度的设立只是让乾隆感到窝心恼火的后果之一，紧接着的关于新修石塘间接护岸工程中石坝和柴盘头孰更得力的争论，是其决策失误后果的又一显现。以往一直被使用的柴盘头被石坝取代，与自然环境变化、海塘重新受关注密不可分。第五次南巡后，臣工知道皇帝希望借助塘工建立不朽基业，务必保证塘工安全，范公塘附近石坝取代柴盘头就是表现之一。 范公塘石坝的大规模建筑，主要是在皇帝明确提出次年第六次南巡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福崧接连修筑石坝，是要确保万无一失。当时正在大规模修筑石塘，利用石料建筑石坝比较容易。琅玕奏请将石坝改为柴盘头，表面看起来是技术选择变化，实质上是经费报销制度变化的后果。因为乾隆本意是在柴塘后面建设石塘后一劳永逸，但其决策失误，无奈批准柴塘岁修专项银，柴工报销有了经费保障。琅玕在石坝保固三年期满后，顺势奏请将石坝改为柴盘头。 重任巡抚的福崧再次奏请废弃柴盘头而改用石坝，引起乾隆警觉，因为八旬万寿时的乾隆认为海塘是他骄傲的功业，他不允许塘工中有任何差错。乾隆委派江苏巡抚长麟调查后，长麟支持石坝，同时改变了石坝上木柜做法。乾隆痛斥琅玕轻易改弦更张，指挥改动坝基砌筑技术。福崧被斩后，石坝挑溜的做法旋被抛弃。新任巡抚长麟借助河工技术在险工地段增筑月堤，并且奏请将原有挑水坝改为滚水坝。乾隆命大学士、九卿详议具奏，群臣认为缩小石坝形制要谨慎。乾隆否定了众臣的建议，委派南河、东河两位河督勘查。尽管两位河督揣摩到圣意，彻底否定了石坝，但乾隆仍不满意，痛斥两位钦差没有彻底指出福崧建设石坝的根本错误在于“与水争地”。柴塘改建石塘的决策错误乃君臣共知而未曾明言，乾隆趁机把心中恶气全部撒到福崧身上。石坝被废弃，这一持续十多年的柴盘头与石坝之争尘埃落定，有关鱼鳞大石塘建设和间接护岸工程的风波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