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增订版)

作品本体的崇拜 ——论英美新批评 《旧约·传道书》里说“太阳下面没有什么新东西”，这说得太绝对，也太消极，因为新与旧相反而又互为依存，这话等于说：“太阳下面也没有什么旧东西。”不过，我们看到“新批评”这名称的时候，却不免想起《传道书》里的这句话。 当然，新批评也有名副其实的时候，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要明白这派批评的特点，它当时新在哪里，就有必要做一番简略的回顾和比较。 一、从作者到作品 法国历史家泰纳以写就《英国文学史》而著名，在这本书的导言里，他提出文学的产生决定于时代、种族、环境三种要素的理论。泰纳把文学作品视为文献，比成化石，然后写道：“这贝壳化石下面曾是一个活动物，这文献后面也曾是一个活人。若非为重现那活动物，你何必研究贝壳呢？你研究文献也同样只是为认识那活的人。”这段话颇能显出19世纪传统批评的特色，这种实证主义理论把文学当成历史文献，研究文学的目的几乎全是为认识过去时代的历史，或认识体现了时代精神的作者本人。浪漫主义的表现论既然把文学视为作者思想感情的流露，了解作者身世和性情就成为理解作品的前提。于是在19世纪后半，历史的和传记的批评占据主导，作者生平及其社会背景成为文学研究的中心，作品好像只是一些路标，指引批评家们到那中心去。 可是，文学毕竟不是历史，而且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许许多多的理论家都认为文学高于历史。如果文学作品只是为研究历史提供线索的文献，它还有什么独特的审美价值，又怎么可能高于历史呢？如果对作品的了解必须以对作者个人身世际遇的了解为前提，以作者的本来意图为准绳，文学还有什么普遍意义，又何须批评家为每一代新的读者阐释作品的意义？对实证主义和表现理论提出的许多疑问，在20世纪初开始促成传统批评的瓦解。在美学和文艺批评的领域，柏格森、克罗齐等哲学家取代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在创作实践里，现代派取代了已经失去生命力的末流的浪漫派，不同于19世纪传统的新的批评潮流迅速发展起来，在英美，这种潮流就叫作“新批评”。 新批评得名于兰色姆一本书的标题，在这本书里他讨论了I. A. 理查兹和T. S. 艾略特等人的批评理论，认为“新批评几乎可以说是由理查兹开始的”。a理查兹从语义研究出发，把语言的使用分为“科学性的”和“情感性的”，前者的功用是指事称物，传达真实信息，说的话可以和客观事实一一对应，后者的功用是激发人的情感和想象，说的话并不一定和客观事实完全对应；前者是真实的陈述，是科学的真，后者是所谓“伪陈述”（pseudo-statement），是艺术的真。艺术的真实不等于客观事实，理查兹举笛福的小说《鲁滨孙飘流记》为例。笛福的小说以水手塞尔凯克的真实经历为蓝本，但“《鲁滨孙飘流记》的‘真实’只是我们读到的情节合乎情理，从叙述故事的效果说来易于被人接受，而不是这些情节都符合亚历山大·塞尔凯克或别的什么人的实际经历”。理查兹着眼于文学作品在读者心理上产生的效果，认为一部作品只要总的效果是统一的，前后连贯，具有“内在的必然性”（internal necessity），使读者觉得合情合理，就具有艺术的“真实”。因此，文学作品只要统一连贯，符合本身的逻辑，就形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世界，不必仰仗历史或科学来取得存在的理由。诗的真实不同于历史或科学的真实，这本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和了不起的新发现。但是，对于在文学研究中模仿和搬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视作品为文献的泰纳式历史主义，这却无异于釜底抽薪，具有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的作用。 现代派诗人艾略特也是新批评的思想先驱。他针对浪漫主义的表现理论，宣称“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艺术的情感是非个人的”。诗人好像催化剂，他促使诗的材料变成诗，但并不把自己的主观情感加进去，像催化剂一样保持中性。在艾略特看来，“在艺术形式中表现情感的唯一方式就是找到‘客观关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这里说的不是诗人个人的情感，而是普遍意义的情感，诗人要表现这些情感，就必须找到与这些情感密切相关的形象、情境、情节等适当的媒介，一旦找到适当媒介并把它写在诗里，就能使读者立即感受到诗人要表现的情绪。“客观关联物”赋予情感以形式，诗人愈能把各种情感密集地表现在某种形象或文字里，诗也就愈有价值。17世纪玄学派诗人们那些令人意想不到、云谲波诡的奇喻（conceits），很受艾略特的推崇赞赏，可见他重视的不是直接抒发个人情感的诗，而是以复杂甚至困难的形式表现复杂思想感情的诗。这种形式艰涩的诗逼得读者注意诗的文字本身，而不是透过作品去了解诗人的个性。所以艾略特说：“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都不是指向诗人，而是指向诗”；“把兴趣从诗人转移到诗是值得赞许的，因为这有助于对真正的好诗或坏诗作出更公正的评价”。艾略特认为诗本身就是活的，“有它自己的生命”。与泰纳把诗比作化石对照起来，艾略特确实为文学批评打开了一条充满活力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