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套装共4册)

本书特色

★英国作家、社会活动家、“中国通”、谢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四部中国题材小说首度翻译引进

★四个中国故事，时间上恰好覆盖了清社既屋、共和初缔、北伐军兴、御侮救亡近代史上四大的重要主题

★亲历者的视角与丰富的见闻，提供了有细节有温度的史料，以及回望历史的崭新视角

★作者对笔下的中国既满怀深情，亦有旁观者的冷静，她“赞扬他们的美德，宽恕他们的瑕疵”

★作者与书中的宫家（即翁家）几代人结下深厚情谊，历近百年不衰。翁同龢五世孙，著名艺术史家、收藏家，现居美国的百岁老人翁万戈（其父翁之憙，即书中主人公之一励诚）为四本书欣然题写书名，堪称穿越世纪、跨越东西的一段文坛佳话。

★何光沪 夏晓虹 雷颐 马勇 等名家推荐

内容简介

《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由英国知名作家、社会活动家谢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四部关于中国经历的长篇小说组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度畅销欧美。谢福芸是清末汉学家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之女，清光绪十一年（1885）生于中国，并在浙江温州度过美好的少女时光。后负笈剑桥，毕业后又重返中国，在北京创办培华女校。1913年嫁给英国外交官、探险家谢立山爵士（Sir Alexander Hosie）。她的聪慧、及通晓东西文化的学识，再加上父亲、夫君横跨中英政学两界的人脉，为她深度了解中国提供了一般人不具备的条件与资源。她一生六度来华，走过大半个中国，结识了很多中国人，并直接见证了诸多近代史重大事件。她是勤奋的，一路走来，把所见所闻所思一一记下。

《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由英国知名作家、社会活动家谢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四部关于中国经历的长篇小说组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度畅销欧美。谢福芸是清末汉学家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之女，清光绪十一年（1885）生于中国，并在浙江温州度过美好的少女时光。后负笈剑桥，毕业后又重返中国，在北京创办培华女校。1913年嫁给英国外交官、探险家谢立山爵士（Sir Alexander Hosie）。她的聪慧、及通晓东西文化的学识，再加上父亲、夫君横跨中英政学两界的人脉，为她深度了解中国提供了一般人不具备的条件与资源。她一生六度来华，走过大半个中国，结识了很多中国人，并直接见证了诸多近代史重大事件。她是勤奋的，一路走来，把所见所闻所思一一记下。

辛亥后避居津门，住在翁同龢侄孙翁斌孙家中，她将这段难忘的经历写成了《名门》；1926年作为中英庚款访华代表团秘书，她将一路的探访，包括与胡适、丁文江、阎锡山、吴贻芳等人的交往，写成《中国淑女》；1935年，为排遣夫君、父母相继去世的悲伤，她到重庆、太原、温州追寻亲人的踪迹，当时已结束北伐后的中国正处于“黄金十年”，又一次青春焕发，她将对亲人的挚爱及对中国的祝福，写成《崭新中国》；但随后中国与英国均深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她在战火燃烧的英国东南小城福克斯通，用追忆写成《潜龙潭》，以一所北平女校及几个普通中国女人的故事，寄托她对中国的感念及正义必胜的信心。谢福芸生活的年代及笔下的四个中国故事，时间上恰好覆盖了清社既屋、共和初缔、北伐军兴、御侮救亡这四个近代史上的重要主题。她的作品虽名为小说，自称主要人物虚构，但故事、史实及时代背景却并非虚构，她以亲历者的视角及丰富的见闻，以细腻的笔法生动勾勒了过去一百年几度处于新旧交替中的中国人——男性与女性、成人与儿童、名人与普通人——在家国巨变的时代洪流中困惑、沉浮、憧憬、奋斗的历程。谢福芸对笔下的中国既满怀深情，亦有旁观者的冷静，她“赞扬他们的美德，宽恕他们的瑕疵”。这些作品在近一个世纪前曾促进西方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而今天，给予中国读者的除了有细节有温度的史料，更是回望思考历史的崭新视角。

谢福芸在中国接触、结交乃至成为终生挚友的，既有名门望族，也有普通百姓，尤其与书中的宫家（即翁家）几代人结下的深厚情谊，历近百年不衰。翁同龢五世孙，著名艺术史家、收藏家，现居美国的百岁老人翁万戈（其父翁之憙，即书中主人公之一励诚）为四本书欣然题写书名，堪称穿越世纪、跨越东西的一段文坛佳话。

相关资料

何光沪 夏晓虹 雷颐 马勇 推荐 请设想一下：如果你从小到现在，一直住在一个村子里，然而，你对自己的爷爷奶奶、爷爷奶奶的兄弟姊妹、爸爸妈妈的兄弟姊妹，以及同你家走动*勤、互动*多的那些邻居家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却都所知甚少，隔膜陌生，甚至由于父辈的纠纷恩怨而抱有偏见、心存芥蒂，那对于你的心态、人生，不是大有影响吗？这四本小说形式的历史书，对于还住在“地球村”的国人来说，真有大大增进认知、改变心态，有益人生的作用——因为，作者是村里一位同我们情深意长的邻居“阿姨”，她讲出了我们所知甚少的爷爷奶奶、叔伯姨婶……的真实又精彩的故事。其中，不光有大名人（翁同龢、康有为、胡适之、张学良……）令我们好奇，而且有陌生人（官员、教师、中国人、外国人）令我们感动，其实，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都在影响着我们的今天，还有明天……而且，这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基本上取决于——我们对他们的认知！——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历史乃是叫我们明白他的——谢福芸与她的中国“小说”（沈迦）
十多年前撰写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传记时，就知道了他的长女谢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1885—1959）。当时有英国朋友告诉我，在英国谢福芸的名气要比他父亲大。初听有点惊讶，后来读了她的书就信然了。在20世纪英国大众读者的眼里，谢福芸是个畅销书作家兼社会活动家，经常在媒体就中英关系问题发表评论文章。
谢福芸1885年11月21日出生在中国，这一年是光绪十一年。距她的父亲苏慧廉——英国循道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赴华传教士——抵达浙江温州还不满三年。1884年中秋后一日，这座位于中国东南一隅的小城里发生了针对洋人的“甲申教案”，二十三岁的苏慧廉仓皇出走，避居海上。也是在这一年，他的未婚妻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1856—1931）不畏险阻渡海而来，12月16日两人在上海圣三一堂举行婚礼。婚后即携手回温，次年冬，谢福芸出生，童年随父母在温州度过，一直到七岁才回英国接受教育。因父母在海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她与后来出生的弟弟维克多（Victor Farrar Soothill，1887—1956）一起寄居在约克郡亲戚家，并有几年的时间住在伦敦东部近郊的贫民区。这段孤独及与底层社会无缝接触的少年经历，为她后来关心贫民疾苦、热心社会公益奠定了精神基础。
1904年初夏，十九岁的谢福芸返回充满童年记忆的温州，她在这里待了两年，协助母亲管理艺文女校，并到父亲创办的白累德医院帮忙。她后来说自己那段时间是叛逆的，当时的理想是到伦敦东区做个医生，帮助无钱治病的穷人。1906年，日渐成熟的谢福芸离开温州，负笈剑桥，她考取的是素有“女子梦天地”之称的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Newnham College，Cambridge）。1909年剑桥毕业时，她的名字列在“中世纪与现代语言学”优等生名单，这是美国《时代》周刊当年6月17日的报道。如果说人生也有四季，这应是谢福芸的春天。
1909年，四十八岁的苏慧廉已是当时亚洲盛名的高等学府山西大学堂的校长，他是1906年应李提摩太的邀请离开温州荣任此职的。许是受父亲教育家角色的影响，许是年轻时在艺文女校的经历，许是剑桥给她的熏陶，二十五岁的剑桥毕业生谢福芸志业明确——从事教育，并到中国去。她有个剑桥的校友叫包哲洁（A.G.Bowden Smith），一个血液里都流淌着冒险精神的英国军官的女儿，正在北京筹备一所女子学校，于是谢福芸加盟创业。这所照搬“纽海姆”模式，旨在培养中国大家闺秀的学校就选址在紫禁城边上，可惜造化弄人，学校开张还不到一年，紫禁城就换了主人。民国肇始，百凡待治，各派角力，时局跌宕。曹锟“北京兵变”滋事期间，谢福芸母女一度避难英领馆。历史乃是叫我们明白他的——谢福芸与她的中国“小说”（沈迦）

十多年前撰写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传记时，就知道了他的长女谢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1885—1959）。当时有英国朋友告诉我，在英国谢福芸的名气要比他父亲大。初听有点惊讶，后来读了她的书就信然了。在20世纪英国大众读者的眼里，谢福芸是个畅销书作家兼社会活动家，经常在媒体就中英关系问题发表评论文章。

谢福芸1885年11月21日出生在中国，这一年是光绪十一年。距她的父亲苏慧廉——英国循道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赴华传教士——抵达浙江温州还不满三年。1884年中秋后一日，这座位于中国东南一隅的小城里发生了针对洋人的“甲申教案”，二十三岁的苏慧廉仓皇出走，避居海上。也是在这一年，他的未婚妻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1856—1931）不畏险阻渡海而来，12月16日两人在上海圣三一堂举行婚礼。婚后即携手回温，次年冬，谢福芸出生，童年随父母在温州度过，一直到七岁才回英国接受教育。因父母在海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她与后来出生的弟弟维克多（Victor Farrar Soothill，1887—1956）一起寄居在约克郡亲戚家，并有几年的时间住在伦敦东部近郊的贫民区。这段孤独及与底层社会无缝接触的少年经历，为她后来关心贫民疾苦、热心社会公益奠定了精神基础。

1904年初夏，十九岁的谢福芸返回充满童年记忆的温州，她在这里待了两年，协助母亲管理艺文女校，并到父亲创办的白累德医院帮忙。她后来说自己那段时间是叛逆的，当时的理想是到伦敦东区做个医生，帮助无钱治病的穷人。1906年，日渐成熟的谢福芸离开温州，负笈剑桥，她考取的是素有“女子梦天地”之称的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Newnham College，Cambridge）。1909年剑桥毕业时，她的名字列在“中世纪与现代语言学”优等生名单，这是美国《时代》周刊当年6月17日的报道。如果说人生也有四季，这应是谢福芸的春天。

1909年，四十八岁的苏慧廉已是当时亚洲盛名的高等学府山西大学堂的校长，他是1906年应李提摩太的邀请离开温州荣任此职的。许是受父亲教育家角色的影响，许是年轻时在艺文女校的经历，许是剑桥给她的熏陶，二十五岁的剑桥毕业生谢福芸志业明确——从事教育，并到中国去。她有个剑桥的校友叫包哲洁（A.G.Bowden Smith），一个血液里都流淌着冒险精神的英国军官的女儿，正在北京筹备一所女子学校，于是谢福芸加盟创业。这所照搬“纽海姆”模式，旨在培养中国大家闺秀的学校就选址在紫禁城边上，可惜造化弄人，学校开张还不到一年，紫禁城就换了主人。民国肇始，百凡待治，各派角力，时局跌宕。曹锟“北京兵变”滋事期间，谢福芸母女一度避难英领馆。

后来谢福芸又避居天津，在苏慧廉的老友翁斌孙（1860—1922）家中做客数月。翁斌孙是晚清帝师翁同龢的侄孙、状元翁曾源的儿子。常熟翁氏为江南望族，世代书香。翁斌孙十七岁便高中进士，苏慧廉执掌山西大学堂那几年，他在山西为官，因此两人结下深厚友谊。民国后翁斌孙不仕，隐居津门，好友的女儿要来，他当然张开双臂欢迎。但当时还是民国初年，社会风气循故袭常，一个外国女性竟然要在名门家族中起居生活，这可让很多人跌掉眼镜。但开明的翁斌孙喜欢这个率真、大胆并有抱负的年轻人，收她做义女，还给她取名“福芸”，意即幸福的园丁。“一开始，我认为这个名字并不适合于我，但得知其中蕴含的精妙内涵后，我被打动了。宫大人笑着说：‘你不就是来给我们中国培育花朵的吗？’所有思想的花园里，不也都是开满了不败的花朵吗？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激宫大人。他这么祝福我： ‘希望幸福的园丁在中国的花园里能够培育出更多让她欢喜的花朵。’”

这段客居的经历，让她与后来书中的“宫大人”翁斌孙一家老小结下了终生的友谊。翁斌孙的儿子翁之熹，也就是书中的主角“励诚”（Li Cheng），一直与她姐弟相称，并于1925年到访英伦。翁大人的女儿“花儿”则与她大被同眠，义结金兰。“我们叫她苏小姐。”今年正好百岁的翁万戈老先生给这套书题写书名时还这样称呼谢福芸。他是翁斌孙的孙子，翁之熹的三子，他与他六妹可能是目前健在、屈指可数的见过谢福芸的人。已在美国住了大半辈子的翁万戈先生是享誉中西的美术史家、收藏家。

这是她人生中第三段在中国的生活，虽然为中国培育花朵的教育家梦想因紫禁城的改换门庭而落空，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段中国行竟然在尾声奏出了一个浪漫的强音。天蝎座敢爱敢恨、无问西东的她爱上了英国驻华外交官谢立山（Alexander Hosie，1853—1925），一个比她父亲还要大八岁的老男人。有爵士头衔的谢立山不论在英国还是近代中国都可称大名鼎鼎，除了是资深外交官、汉学家，还是探险家，他去过除新疆以外的中国所有省份，并留下了大量的调查报告。被中国人称为花梨木的珍稀树种红豆树就是他在中国旅行时发现的，从此红豆树的学名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Ormosia Hosie，中国植物界音译为“何氏红豆”。他二十三岁就来到中国，直至花甲之年才告老还乡。1912年六十岁的谢立山返回英国，定居于怀特岛的桑当（Sandown，Isle of Wight.），次年1月2日，未至而立的谢福芸与谢立山正式结婚。

阳光丰沛、海滩迤逦的怀特岛位于英国南部，是英伦老者的安居胜地。现被人尊称为Lady Hosie的谢福芸（后来英国人一直这样称她），在岛上很活跃。她服事教会，也关心当地教育事业，1916—1924年一直担任怀特郡教育委员会委员，并参与“女童军运动（Girl Guide Movement）”。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岛上生活在六年后戛然而止，1919年英国政府召回谢立山，请其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特别馆员。1920年，已经六十八岁的资深外交官带着妻子重返中国，这是谢福芸第四段中国岁月的开启。此后的几年，这对举手投足间都带着傲娇的维多利亚时代风尚的绅士淑女在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游历。我至今没见过谢立山的照片，但读他们的旅行记，脑中浮现的是让•雅克•阿诺的电影《情人》中的画面。跳跃着黄金般光彩的湄公河（不，是三峡）的渡轮上，年轻的女主人穿着丝质的连身裙，夏日的风微微吹开她敞着的衣领。然后是黑色的甲壳虫汽车，从老式汽车中走出的他，尊严、睿智、沧桑，戴一顶礼帽，微黄的手指将一本书递给斜靠在栏杆上的她。再后是溽热但雅致的房间，百叶窗的光影隐隐绰绰，窗外是寂静的走马楼，一墙之隔是当时混乱而喧嚣的重庆。这是仲夏，这是谢福芸的芳华。

这段鲜衣怒马的游历，对谢立山而言，的收获是编纂完成《中国商务地图》（Philips’ Commercial Map of China），这是他汉学学术生涯的压轴之作。

1923年，中国大部分地区遭受水灾。作为中国通、英国名流，谢福芸决定在来华的欧洲人圈子中为中国募捐。她精心制作了幻灯片，然后在教堂声情并茂地演讲。可惜收效甚微，后只有一位领养老金的老者递上一个先令。不是这些英国人没有同情心，而是她的口头表达没有说服力。谢立山建议妻子用笔写作，谢福芸于是给一家在中国的英文报纸写了篇劝募的文章，结果一下子收到了三十英镑。这段先挫败后又惊喜的经历让谢福芸看见了自己的短处与长处，从此一个多产并成功的作家诞生了。

1924年是谢福芸创作的个喷薄期，她除了为报章撰写很多时评、见闻外，还出版了她的处女作：《Two Gentlemen of China》，也就是这套丛书中译为《名门》的本。英文书名有很长的副标题：An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the Private Life of Two Patrician Chinese Families, Their Homes, Loves, Religion, Mirth, Sorrow, & Many Other Aspects of Their Family Life。书里的故事开始于辛亥之前，名校毕业的“我”追随父母脚步重回中国，在北平创办贵族女校。故事随后展开，并以两个世交的贵族家庭汉人宫（Kung）家与满人骆（Lo）家为载体，记录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及身处时代转折之中的他们对家庭、宗教、爱情的观念。书中的宫家，就是她曾客居的天津翁斌孙家，在辛亥之年遭遇国破家亡的骆大人则是曾任山西巡抚的满族高官宝棻。

“使她真正有资格写下这本书的，是因为她曾在中国人的家庭中生活过，这些中国人的家族，既有富裕的小康之家，也有家徒四壁的穷人家。她和这些家庭里的母亲、妻子和女儿们过从甚密，毫不费力地进入她们的内心世界，共享着她们的秘密，欢乐着她们的欢乐，伤悲着她们的伤悲。她在中国的一家名门望族暂住的时候，萌发了写作这样一本书的想法，酝酿至今，终于付梓，与读者见面。这本书寄托着她对中国人深厚的爱与尊重，因为她就是在他们之中长大的。”当时已是欧洲有名望的汉学家之一的苏慧廉为女儿的本著述亲撰序言。

这本厚达三百多页，并有二十余张黑白照片的《名门》，1924年由伦敦著名出版商Seeley Service & Co, Limited出版，后多次再版。1926年还推出了德文版。畅销的处女作让谢福芸一举成名，华丽转身。

人生又有多少场华丽在等着，不多，不多。蹿红的第二年，谢福芸即步入人生低谷。1925年3月10日，谢立山与世长辞。“谢立山的去世，不仅使我们学会失去一位荣誉会员，更使英国失去一位资深并自我牺牲的忠仆，也使中国失去一位真诚并忠诚的朋友。” 皇家亚洲文会如此发布讣告。《泰晤士报》更称他是英国领事界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中国内部事务了解透彻的人。

在怀特岛上埋葬了七十二岁的夫君，收拾好十二年的婚姻记忆，谢福芸只身离岛，迁往牛津与父母为伴。苏慧廉时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夫妇均已年迈，需要有人照顾。但迁居牛津还没几个月，苏慧廉即受英国政府委派出任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并将出访中国。许是为帮助女儿走出丧偶的悲痛，当然女儿本人也是中英关系专家，于是谢福芸成为访华代表团中的一员，以秘书的身份于1926年年初第五次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船。以威灵顿勋爵为首的代表团2月24日抵达上海后，便奔赴南京、杭州、汉口、天津等地展开密集的考察。5月上旬休会期间，谢福芸还陪同父母回温州省亲。5月中旬代表团汇聚北京，讨论考察报告。之后英方成员相继离开。

回到英国后，谢福芸将这段中国行的见闻与思考写成了她的第二本中国故事，即丛书中的《中国淑女》。英文书名是《Portrait of a Chinese Lady and Certain of Her Contemporaries》。1929年由英国Hodderand Stoughton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国淑女》讲述的仍是中国贵族家庭的生活及如何面临时代转型的故事，似是《名门》的续集，书的前言便是上本书主角励诚的一封信。但这本书的主角换成了一位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美丽少妇，上海的宋太太（Mrs. Sung）。宋太太出身名门，父亲是著名外交官，丈夫也是外交官，曾出使北欧，现是上海海关高级官员。宋太太是谢福芸1926年在中国的轮船上认识的。1926年前后的中国并不平静，民族主义如烈酒般激荡起很多国人的热血与激情。五卅惨案、省港罢工、南京事件等震惊中外的大事先后发生，这也自然成了本书的时代底色。代表团当时在各地考察，拜会朝野名人，谢福芸的所见所闻便是书中的叙述主体。代表团中英双方成员都是一时之选，因此书里也留下了不少这些民国名人的未见于中文史料的轶事趣闻，还有他们难得一见的身影，书中亦有二十余张旧照片作为插图。

此书英文版超过四百页，是本需要花点时间才能读完的书，但一出版仍是购者踊跃、好评如云。1929年英国初版，次年即有美国版，后还有不带插图的简装版。到这时，谢福芸已成为一个在欧美都颇有名气的中国问题专家了。

1931年早春，忙碌的谢福芸在美国华盛顿演讲期间收到了来自牛津报告母亲病危的电报。虽赶上了后一班去英国的轮船，但回到家见到的已是母亲的遗容。3月30日埋葬母亲于牛津玫瑰山墓园，然后为母亲的遗著《中国纪行》（A Passport to China）整理编辑，交付出版。这是她伤心并忙碌的1931年。次年，七十一岁的苏慧廉也病倒了。“我也尽过同样的孝道，也是三年多光阴。”谢福芸后来对她中国的闺蜜这么说。1935年5月14日，苏慧廉在牛津寓所辞世。

因为孤身，所以离开怀特岛来到牛津，没想到仅十年，在牛津，她又成为孤身一人。1935年下半年，处理完父亲的后事，谢福芸决定再去中国，这个似乎能带给她家的温暖感的第二故乡——她要去四川，那是夫君曾任总领事的地方：“我来到四川的部分原因也是希望能够倒转时间机器，在他深爱过并称之为‘中国珍珠’的土地上再次和他相遇。尽管他的躯体已经死去十多年了，但如果我能亲眼看见血气方刚的他喜欢过的事情并也乐在其中，岂不是重新获取了他思想的精髓？”她要去温州：“我去温州不是为埋葬死去的亲人，而是与他们重逢，寻求灵魂的平静，也许亲人所做的一切将激发我去效仿。”

“故乡云水地，归梦不宜秋。”但谢福芸等不及了，1935年10月17日，谢福芸搭乘“图斯卡尼亚”（Tuscania）号轮船由利物浦出发，先去孟买，后又转道澳洲、爪哇岛，翌年7月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是她第六次来到中国，从香港入境，先后到上海、天津、北京、山西，看看父辈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也寻访自己当年在北平创办的女校。后又南下重庆。山城走过的路，看过的风物，现在重读，宛如打开一封封温暖的情书。她当然要去温州：“有一些西方人的人生步就开始于那面水盾牌的某个角落。他们酣睡过的个臂弯就是中国人，嘴唇发出的句话是短促、简单、表现力丰富的中文。小时候做错事被人发现时，他们会逃到慈祥的阿姆怀里承认错误。他们把耳朵紧紧贴在阿姆的胸前，听着阿姆均匀有力的心跳，心里马上就得到了安慰。”她后来在书中这样写道。

谢福芸这次入华带着一台当时非常时髦的摄像机，一路拍摄。胶片记录的黑白中国现在还保存在英国电影协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的档案库里。四十四分钟的默片，我饶有兴味地连看了几次，并努力记下其中的场景，以便口头描述给居住在美国东部山间、没有手机也没有Wi-Fi的翁万戈老先生听。我说，我能认得其中有您父亲母亲，他们从房子里跑出来，然后又羞涩地躲开镜头。我能认得“励诚”，是因为在翁家天津后人处见过几张侥幸躲过“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旧照，其中一张翁之熹穿着皮草大衣坐在排，上面被粗暴地画了一个大大的叉。

当然，谢福芸继续用笔记下了这一路的故事，这是她后来出版的第三本旅华见闻录：《Brave New China》。谢福芸是见过旧中国的，清末的颓唐、民初的纷乱，都让她记忆深刻。1927年北伐成功至1937年日军入侵前，中国有过一段青春焕发的岁月，《剑桥中华民国史》把这段时期称为“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谢福芸这次回国看到的就是这个簇新的中国，一切正展现融入世界的勃勃生机。因此，她把这本书命名为《崭新中国》。

这本书看起来类似游记，但谢福芸并不停留在景物描写与旅行见闻，和前两本书一样，她关心的还是人的命运与时运。不论是名人梅兰芳、阎锡山、张学良、吴贻芳，还是上两本书中曾出现的旧雨新知——励诚、宋太太、骆家小女……她要描述的是这些在古老传统下成长、渴望岁月静好的中国人，如何走进新的时代。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时，谢福芸已返回英国，她在英国各地奔走、演讲、募捐，呼吁援助陷入战争中的中国。11月，一个老友在福克斯通（Folkestone）一所走读学校为疲惫的她提供了一间单身宿舍，希望能帮她从繁重的社会活动中暂时脱身。福克斯通位于英国东南，濒临英吉利海峡。谢福芸独自南下，但她的心仍牵挂着陷入战争中的中国和那么多的中国朋友。励诚好吗？宋太太在哪里？“花儿”的孩子“小熊”还那么调皮吗？在福克斯通，她没有休息，每天都伏案写作，历经八月，终于用回忆与牵挂完成了《崭新中国》，并于1938年在英国出版。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随后英法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完成《崭新中国》写作后，谢福芸出任布兰普顿走读学校（Brampton Down School）教职，担任英语与法语的教学。但战争的阴霾很快蔓延到福克斯通，1939年肃杀之秋，她与学校一起撤离至萨默塞特郡汤顿市附近的一座叫亨拉德（Henlade）的小城。《崭新中国》修订版1940年出版时，谢福芸在大部分章节的结尾增加了关于时局的内容，那些初版时还在赞美的人与景在修订版里变成了废墟，与中国血脉相连的谢福芸，心在滴血。她在修订版的扉页增加了这样一句话——“1940 年，此书得成，实因感佩中国为争取自由而战斗不辍之精神，并对其终胜利抱有无比坚定之信心。此信念立足的缘由此书三年前已详述，三年来更千百遍证实不虚。”

这段战火纷飞的岁月，谢福芸一直在布兰普顿学校，从福克斯通到亨拉德，从英法语教师到担任副校长。在校期间，她用回忆写成了她第四本也是后一本中国“小说”：《The Pool of Ch'ien Lung：A Tale of Modern Peking》（《潜龙潭：北平新事》），1944年在伦敦出版。此书英文版不到两百页，是这“四部曲”中薄的，也无照片做插图，但扉页是一张由著名旅美画家蒋彝亲绘的彩色仕女图，图片里巧笑倩兮的少女就是该书的主人公之一晶莉（Crystal Lily），北平一所女校的青年老师。谢福芸前三本书都涉及很多名流，但这本书完全着墨于普通人，通过描写这所女校几个老师的工作与生活，展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一个侧面。谢福芸写作时，中国还在硝烟中。她写这几个普通人，意在展示这个民族的生命力及对胜利的信心。她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和她的父亲、夫君一样，一直以同情及耐心期待这个国家的进步。此书后一章题名《卯时》，她说中国人将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分为十二个时辰，卯时之后便是辰时，辰就是巨，巨龙代表胜利。“也许卯时的生活还有点混乱，但辰时的生活一定会让人振奋，现在似乎可以透过远山看见巨龙震动的双翼。”

1945年，中国这头潜伏的巨龙终于以昂首的姿态屹立在反法西斯胜利者同盟的队列中。但随后又是内战的炮火与无情的残杀。谢福芸也进入她人生的寒冬了。1946年年底，六十一岁的她从布兰普顿学校退休，迁居英格兰南部的莱德林奇（Redlynch），一座离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八英里的小城。英格兰南部的远山，在雨天与中国江南的烟雨濛濛竟有些相似，故国山河，哀乐人间。

1959年2月15日，七十四岁的谢福芸在索尔兹伯里的一家医院告别人世。

作者简介

谢福芸（ Dorothea Soothill Hosie ，1885-1959） 著
英国作家、中英关系活动家。英国循道公会著名赴华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之女，1885年11月出生于浙江宁波，后随父母在温州长大。七岁时回英国就学，毕业于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Newnham College，Cambridge）。完成学业后返回中国，1911年前后与包哲洁（A．G．Bowden Smith）在北京创办培华女校，并自任英文教习。1913年嫁给原英国驻华外交家、探险家谢立山爵士（Sir Alexander Hosie，1853-1925），并协助编辑了《中国商务地图》（Commercial Map of China）。1926年出任中英庚款访华代表团秘书。1931年苏慧廉去世后，将其父英译的《论语》书稿加以编辑，作为“牛津经典丛书”之一，于1937年出版发行。谢福芸一生六次访华，撰写了多部有关中国风物、人情的书籍，畅销于欧美，多次再版重印。

沈迦 主编

谢福芸（ Dorothea Soothill Hosie ，1885-1959） 著

英国作家、中英关系活动家。英国循道公会著名赴华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之女，1885年11月出生于浙江宁波，后随父母在温州长大。七岁时回英国就学，毕业于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Newnham College，Cambridge）。完成学业后返回中国，1911年前后与包哲洁（A．G．Bowden Smith）在北京创办培华女校，并自任英文教习。1913年嫁给原英国驻华外交家、探险家谢立山爵士（Sir Alexander Hosie，1853-1925），并协助编辑了《中国商务地图》（Commercial Map of China）。1926年出任中英庚款访华代表团秘书。1931年苏慧廉去世后，将其父英译的《论语》书稿加以编辑，作为“牛津经典丛书”之一，于1937年出版发行。谢福芸一生六次访华，撰写了多部有关中国风物、人情的书籍，畅销于欧美，多次再版重印。

沈迦 主编

1969年出生于浙江温州，1991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新闻系。浙江大学文学硕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曾为记者、编辑，后创业经商，现居温哥华，从事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历史研究。著有《寻找·苏慧廉》《一条开往中国的船》等。《寻找·苏慧廉》2013年获评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并入围《纽约时报》《经济观察报》《南方都市报》等年度好书榜单，凤凰卫视据此两度拍摄同名记录片。